杨欣：以前的企业家追求的不一样，以前的企业家赚了钱以后就是吃喝，然后就是玩儿，后来慢慢是户外，再后来就出现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样的机构，企业家们把心力拧在一起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做一些事情。我得过福特环保奖，每一次颁奖的时候，福特发言人都会说这样一句话：老福特说一个好的企业和优秀的企业是有差别的，好的企业是向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优秀的企业除此之外还得有社会责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走到这一步，除了在协会里做，企业家个人也在做，不管从尽社会责任来说也好，从其他方面来说也好都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他们的变化也给我们草根NGO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但是由于企业家的要求和我们草根可能不一样，刚才他们讲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做事的方法，看你如何融合，同时我们作为NGO也要检讨自己，自己在管理方面，在做事儿的细节方面怎么样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把自己的每个项目做成优质的产品，才能不断的得到企业和社会的认可，才可能获得支持。

　　环境恶化致使大家主动寻求沟通对话

　　主持人：中国社会还是一种比较伟大和强大的，他总是能够调试自己，把自己的伤口给修好，然后继续前行，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四个人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都是错位的草根，我是《光明日报》的记者现在来一次客串主持，王维嘉是做一个企业跑到阿拉善做环保，“绿色江河”注册地在四川，但是更多的精力在青藏高原；林谷也是，原来是记者，现在跑到环保组织去了。好像社会在出现一个潮流，就是大家都在主动沟通和寻求对话？

　　王维嘉：我觉得还是和大环境有关，很显然，中国现在的情况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环境的恶化，如果是阿拉善这样的组织，十年前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包括今天政府对环保组织的支持比以前大太多了，国家走到这一步上了。美国可能是环境保护最早一九二几年，威尔逊总统，他是一个环保总统，用总统令，建设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公园。美国已经到那个份儿上了，整体上来讲还是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其实不光是企业家解决环保，还是整个社会如果30年前大家都是吃饱饭了，肯定不会想这个事情了，包括今天我们参与了很多学生也好、白领也好，他都是觉得其实我的温饱已经有了一定的保证，我会寻求一些精神层面的。

　　主持人：大家都有做好事的愿望。

　　杨欣：人之初性本善，包括乡镇企业家大多数也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80年代稍微少一点，在他们的童年都有美好的回忆，虽然在1959年到1961年有自然灾害，但是也一定是山清水秀，现在反过来说生活改善了，再回过头，再看自己的家乡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志愿者，深圳的，他做的也不错，他是做企业的，参加我们的志愿者，回去以后他自己做，把环保带回自己的故乡，给自己的家乡建立那些环保的做法，带领家乡的孩子去看别的地方他们怎么污染的，现在环境怎么样了，我们如果不好好保护的话也成了那样。现在改革开放30年，慢慢像阿拉善这些组织出来之后，对整个社会，对企业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引导作用。

　　林谷：我觉得无论是以记者的角度来关注环保问题，还是说以一个直接在一个环保组织里面的搭桥人的形式来关注，我觉得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在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有一个跑了几十年环保的老记者告诉我，他说我每天早晨醒来就有一种感觉，跑了几十年环保，突然发现环保越来越恶化，我能理解这个老记者的心情，但是希望与绝望并存吧，一方面是我们没有看到环境的根本性的转变，GDP以一种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来发展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但是看到很多草根NGO组织在不遗余力的工作，我就想起一句话，即便明天末日就要来临，我们也要把今天的树种种下去。

　　主持人：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意更多的中国企业支持中国的本土民间环保组织，愿中国的所有草根都主动出门，与其他的草根合作。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