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杨老师，从上世纪八下年代中国最早的长江漂流，大家应该都知道你，这中间您肯定与许多人相遇并相知，您也谈谈怎么跟企业家们相遇的？

　　杨欣：索南达杰甚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地方要让外界知道，不死几个人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在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帮助这个地区，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个站就好了，建一个基地，开展工作就比较方便了。治多县太大了，从东到西是700公里，所以想建一个站。于是我们就得发动媒体来帮助我们，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建一个保护站，帮助他们，吸引科学家关注这个区域，至少了解藏羚羊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们就得吸收一些资源来参与环境保护，那个时候在深圳游说企业的时候，有这么个说法，一些企业家就说，你保护长江源头，长江源头怎么不找上海、武汉这些，怎么跑到珠江流域来？所以很难筹集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法子，有个人出了一个出书的点子，大家都在出书，你也出书吧，我们帮助你卖，卖的钱用来建在可可西里先建起一个小木屋，至少证明你在做，用你的行动来证明，才有可能取得支持。跟企业的接触也是如此，首先证明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第二你要有能力，才可能获得企业和政府的支持。

　　主持人：可能企业家买的时候，给的钱都超过书的价钱吧？

　　杨欣：有，后来我们那个书卖的比较好，有一本书还卖给环保局的副局长王玉庆，在国家环保总局搞了一个首发式，王玉庆副局长来了就说每年都会接收到很多作者的书，但这本书我不能白要，我要买，他就给了一百块钱，当时我那本书定价是23块钱。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说，自然之友也准备了1000块钱，买20本书，然后把这些书再卖一次，再把钱捐给你们。当时有人就开玩笑说梁从诫王玉庆一起哄抬物价。于是现场的记者们也都全部买了。这就打开了这样一个局面。本身作为书的话，卖书是一个方面，问题是你在传播，把这些问题传播出来。

　　主持人：你最早是以科学家的状态去可可西里的吧？

　　杨欣：我还不是，我最初是探险，探险长江源，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可可西里。1993年，我去长江源，那个向导说长江，你们往北继续走，那个地方叫可可西里，真正的无人区，那里面除了土匪就是强盗，如果你们看到他手里拿着枪，你们首先应当打死他。这是当初可可西里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后来我们就去了解可可西里，然后帮助可可西里，后来获得了企业和个人的一些捐助。

　　主持人：林谷你好，你现在也是一个环保组织的媒体顾问，此前你是新华社的记者。你等于也是从一个媒体到跟NGO的相遇和相知的过程，您谈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林谷：1998年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那个时候以个人的身份做一个环保志愿者参加一些民间环保组织的活动，当时还是“观鸟、种树、捡垃圾”那个初级阶段，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大家的激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重庆的时候，看到一个美丽的古镇因为当地的化工厂污染，连续三年没有一个青壮年征兵是合格的，最兴旺的是棺材店的生意。这个镇有一个人和那个化工厂打官司，他说我即使败诉了，也要一直坚持到最高人民法院，会一直打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保问题经常是程序正义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是在飞速发展的时候，很多大型工程必然会对环境造成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个工程究竟上不上马，有没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当地社区，受影响的各个利益群体的充分的公众的参与，把很多事情透明的来进行讨论，科学决策以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再去遵循这些规则。我觉得这种意识是特别值得强调的。我特别欣赏在环保界有一些特别理性的人，他们强调我们不是一味要反对上什么工程，但是我们要求程序的制定，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超越环保本身了，他反映在中国民主的进程中我们怎么样坐下来进行理性的谈判，最后双方都有所妥协的情况下拿出一种最接近合理的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