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公益事业需要埋头做事，更需要适时传播

　　主持人：你是在促成合作吗？跟公众合作？还是多方合作？

　　林谷：我刚刚加入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这个环保组织，我就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投资非常大的项目，但是很多项目点的官员埋头在做事儿，他没有说我吭哧吭哧做两三年的项目究竟要做什么，他本质上是一个传播的工作，因为你是要把一种理念，把生物多样性的理念，把环保这个理念销售给地方的官员、地方的公众和媒体，其实这本身是一种传播工作。但是我发觉很多人是一种很技术性的思维方式，他就觉得我要满足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把钱用完就完了，他应该是说这两三年项目完了我能留下一些什么？项目始终是有寿命的，项目过后以后，地方官员的思维方式、决策方式是不是有所改变？是不是当地社区成为受益者？是不是媒体乃至更大的公众他们理解到在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不能忽略其他的东西？就是发展的代价我们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很多人沉迷于每天繁琐的工作当中，其实忘了自己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在里面。

　　主持人：你最近在对项目点的人进行媒体传播培训，教他们如何传播，有效果吗？

　　林谷：我们刚做了一轮，有一个重庆的学员回去一周后，就开始制定一个大的传播策略，要去执行。我发现其实很多项目人员是特别好的讲故事的能手，他如果突破了技术性的僵化的思维，他可以鲜活的把跟老乡打交道的故事讲出来。我觉得我们投资了这么多钱其实是在干这个事儿，搭桥其实是很重要的，原来做媒体是通过你的笔把故事讲出来，现在是帮助其他人变成很好的讲故事的人，我希望像今天两位嘉宾这样，把一件事情的前世今生讲的丝丝入扣，能够娓娓道来。

　　王维嘉：把理性引入到环保里面

　　王维嘉：刚才林谷讲的非常好，他说到怎么把理性引入到环保里面来。像我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可能有些人还不太知道。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中国第一个由企业家，由一百多名企业家组成的环保组织，因为我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委员会的主任，负责修改起草章程。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每次开年会都邀请很多其他环保组织来，开完以后，包括我们的选举程序，章程讨论，下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我们很受启发，在我们的环保组织里头，大家有时候吵架吵半天吵不出结果来，最后发现两个人的概念、定义都不一样。那我觉得企业家坐在一起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做企业出身的，他天然就是理性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要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咱们先把章程定好，因为你做公司得有章程，你要有选举的规则，最后你就发现把这些东西定清楚以后，很多东西变得特别简单，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甚至很个人的事情，选谁不选谁，最后就很简单了。比如像我们的第一任创始会长刘晓光，本来就是老大哥。中国很多民间组织基本上就是谁发起的就当下去了，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这里边全都是很牛的人，我第一年给你捧捧场，第二年捧捧场，但是不能永远捧，这个组织的意义就没有了，就成为一个人玩儿了。于是我们制定章程，第一个就是说会长不能连任，那好了，晓光下去也没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章程是这么定的。

　　林谷：所以能够光荣退休也好，全身而退也好，都很体面。

　　王维嘉：当时即使这样，还有一些哥们儿说晓光能不能弄一个名誉会长，华盛顿当时没有做过美国的名誉总统，人家照样是伟大的，刘晓光的历史功绩永远存在人们的心底，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但我们认为没必要，设置这个东西就后患无穷。从管理上，我们一开始就要求财务透明，用电脑管理所有的财务这些东西通通都公布到网上。近五年来，“阿拉善”己也在检讨，怎么样做才可能做得更有效？我们今年6月份拜访了美国15家基金会，洛克菲勒、福特我们都拜访了，最后我们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所有这些基金会都是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而且有量化的指标，什么叫做好，什么叫没做好，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否则怎么跟捐款人交代呢？这方面我们今年就开始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我把钱给了民间环保组织之后，不是给了就完了，还得有跟踪，还得有培训，这样的话就不光仅仅是颁一个奖，还有后续的能力建设，这是我们相对来讲企业家比较会做的事情。现在很多组织都在索要我们这个章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给环保在这一点上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