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这次汶川地震慈善事业发展给社会一个最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捐款量非常大，超过600亿。还有志愿者自发的或者是动员的数量也非常大。这还是一个现象，实际上它的背后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的公民意识的提高。关于公民意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包括民主、社会公平和参与这样的意识。

　　这次汶川大地震当中，中国公民的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和监督权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在捐款和志愿者参与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公民意识的提升。

　　另外一个特点，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过去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慈善组织的参与数量是很少的，我们只看到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几家巨型的慈善机构接受捐款，其它的一些公益慈善组织包括基金会，包括一些专业性的公益服务机构插不上手，或者也还受到一些限制。这次发生地震的当天，一些机构就行动起来，比如说像爱德基金会，它们当天就在四川成立了救灾办公室，第二天近百家慈善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提出的口号是“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第二天就已经把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作为民间组织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很多民间组织就以最快的速度到抗震救灾的现场，和志愿者一起。实际上对于抗震救灾取得胜利，对于灾区的社会稳定，对于满足灾区灾民特殊紧急的需求，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次公众、慈善机构、志愿者高度的参与热情，背后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这一次在抗震救灾当中，在灾区出现了3个堰塞湖，第一个堰塞湖当然就是地震造成的山体塌方造成的堰塞湖。还有两个堰塞湖，一个是捐款的堰塞湖，一个是志愿者的堰塞湖。捐款的堰塞湖是四川省的慈善总会会长说出来的。四川慈善总会工作人员才十几个，接收的捐款20多亿，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拿到的捐款都是一两个亿，怎么花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整个捐款都集中在一些大型的慈善机构手里，几百亿的捐款，靠这么几个人怎么把它花好。特别是这些大型的慈善组织和基金会，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腿，他们实施这些项目都要依靠政府，到了县里面，接受这些机构的捐款实施项目的全部都是公务员，因为他们没有基层的从事公益慈善服务，做公益慈善项目的组织太少。另外这样的组织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和这些大型的接受捐款的机构是不对应的，他们没有关系，结果就造成了有钱的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那些公益服务机构或者是草根组织，他们会做事情，手里也有项目，但是没有人给他捐款，变成有钱的和干活的对不上。所以，这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值得这些大型的公益机构反思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次已经出现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代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接受了十多个亿的捐款，在捐款的落实过程当中，他们不是把所有的捐款都是通过红十字会系统来落实，而是拿出一部分，当然不多，拿出两千万公开招标灾后重建的项目，谁都可以向我申请，跟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会没有关系的这些公益慈善组织，你可以向我申请。这样通过公开招标，你自己自愿申请平等竞争，经过严格的评审，把捐款由他们拿去实施，落实项目，结果效果非常好。2000万到现在资助了大概不到1000万，已经有实体的项目在灾区落地，而且这些项目都是非常优秀的项目。就这样把有钱的和干活的对接起来。所以，这次地震灾害捐款的或者是火山喷发或者是堰塞湖，能够让这些公募基金会要反思，需要转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