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引发无锡水危机，在那几天里，无数焦急等水的市民深切地感受到，有了钱不等于有了一切，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小小蓝藻集聚起来，却可以使整个城市陷入困顿。

　　无锡水危机使人们对苏南发展模式产生质疑，并使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环境安全保障，全面小康的建设成果也会被颠覆。

　　有数字表明，太湖因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50亿元左右。而据在太湖开展调查长达两年之久的一位日本专家称，太湖水质要在10年内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至少要投入2200多亿元。以牺牲环境去发展经济，反过来，经济成果又会被严重的污染所吞掉。

　　痛定思痛，当地政府迅速转向做出改变。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强调：“苏南全面小康建设要补环境保护、生态修复这一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退路，要以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整治太湖污染，哪怕GDP下降15%，这个代价也必须花。”执政者已经意识到，现在对环境保护的漠视只会给未来留下更重的包袱、更大的风险，经济发展成果也行将不保。

　　在随后的几年里，江苏省把太湖治理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中之重，坚持“科学治太、铁腕治污”，太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水质富营养化状态由中度转为轻度，蓝藻发生面积和频率明显下降，太湖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跛了哪条腿，都跑不快。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占全国经济总量60%的中国东部地区目前资源环境瓶颈愈发明显，产业升级缓慢、外部风险加大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深层次矛盾，因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更加凸显。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各地的施政着力点。

　　加大环保力度，推动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各地共同的选择。“十一五”期间，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都加快了产业升级的脚步，力图把产业结构调优、调高、调轻、调绿，而加大环保力度，则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利器。

　　近年来在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速第一的广东省南海市，将节能减排作为硬抓手，把陶瓷、有色金属、纺织、玻璃为代表的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产业转成高科技、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成效显现，实现了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把南海环保新道路的基本内涵归纳为：减排倒逼，产业转型；政府有为，主动调整；强力治污，和谐推动；疏堵结合，政策引导；城乡统筹，环境再造。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生动实践，是促发展、惠民生、上水平的有益探索。他说，产业结构调整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优先选择，结构减排是环境保护的主要方向，保护环境是促进绿色发展的源泉活水以及工业污染防治是环境与经济融合的关键着力点。

　　发达地区经历了高速发展、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之后，开展了“腾笼换鸟”；而一些后发地区则仰赖绿色经济繁荣的契机，创新发展模式，谋求新的跨越，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不再走先发展后环保的道路。

　　2010年8月，江西省南昌市作为中部唯一的省会城市，获准开展发展低碳产业、建设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南昌市委书记余欣荣说：“绿色崛起离不开科学发展。不拼资源，不拼环境，不拼短期，力争GDP中的含碳量低点，含金量高点。”

　　作为二线城市，如果还是重复传统城市的发展模式，就只能永远在追赶别人，必须高起点抓绿色经济，实现弯道超车。目前南昌的空气优良率达到有监测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低碳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已超过30%。转观念，低代价，推动现有产业低碳化、低碳产业支柱化、重大项目环保化，南昌市试图以此后发制人，实现快速崛起之梦。

　　环保力度的加大，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脚步，反而正成为各地提升经济质量的推手。事实表明，环境保护就是生产力。

　　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综合作用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

　　“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以减排倒逼、政策引导和监管推动等多种方式，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步伐，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绿色发展，发挥了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性作用。

　　将环境保护的倒逼机制传导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上来，更好地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其重要抓手就是节能减排。

　　在节能减排的高压下，各地加快了落后产能的淘汰步伐，调整优化产业结构。5年间，我国主要行业全面超额完成了既定的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指标，数量逾亿吨。预计全国可淘汰焦炭和造纸落后产能分别为10538万吨和1030万吨，约占全部落后产能的50%。

　　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辽宁省以减排为抓手，强力整治造纸业，不仅促使辽宁造纸业重新腾飞，也让辽河沿岸的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从2008年4月至2010年，辽宁分3批对417家造纸企业全部实行停产治理，并彻底关闭了285家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造纸企业，对多年来狠不下心、下不了手的一些大企业、老企业动了真格。营口造纸厂等全省规模最大、污染最重的8家草浆造纸企业全部关停。造纸企业整治关停，辽河流域水质的改善立竿见影。造纸废水较重的铁岭清河、盘锦绕阳河、锦州大凌河等水质明显改善，多年绝迹的鱼群和水鸟相继出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经济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更为有效率，效果更为持久。环保政策、法规、标准，相较于单纯的行政手段，能更有效地引导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转型，而且避免了社会成本高、监管难度大等诸多问题。“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差别水价、差别排污费等政策措施，加大对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行业的布局和产品结构调控力度，迫使落后企业尽快退出市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国家还完善行政措施，出台金融、土地、建设、环保等配套政策，继续执行出口税收调控政策，抑制“两高一资”企业产品出口，提高此类企业市场准入门槛，相关产业政策向先进企业倾斜。如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多次取消“两高一资”商品的出口退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相关产业的投资热度。

　　随着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环境准入的日趋严格，继续延续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工艺和技术，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而那些技术水平先进、节能降耗达标并具备循环经济模式的企业则得到了环保政策的积极扶持。近年来，不少环保部门非常注重提高对企业的服务水平，比如推动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开辟“绿色通道”，对环保项目加快审批速度，协调、指导解决影响环评审批的有关问题，帮助申报环保扶持资金等。

　　“十一五”期间，国家把环境保护作为加强完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多方面直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环评是环保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常被称为控制闸、调节器和杀手锏，其实它更是实现环境与发展高度融合的黏合剂。

　　“十一五”期间，我国环评工作稳步推进，尤其是战略环评取得较大进展。2006年，作为我国首个进行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行政区，内蒙古自治区对其“十一五”规划纲要进行了调整。其中，GDP增速由15%下调为13%，煤炭产能由5亿吨调整为4亿吨，发电装机容量由6600万千瓦调整为5500万千瓦。这表明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的水平已上升到相当一个高度。

　　环境执法也有力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一五”期间，山西省掀起环保风暴，通过“区域限批”、限期淘汰等措施，关闭了六七千家小煤矿、两三千家小焦化厂，对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20台电力机组予以关闭，对32台机组停产治理，对124台机组进行了处罚。这些措施不但使山西省的11个重点城市二级以上天数比上一年增长8.67%，而且为后续的产业转型腾出了环境承载能力。一旦新的支柱产业形成，山西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质变。

　　“十一五”已经过去，新的航程已经开启。

　　“十二五”是关键时期，也是攻坚时期。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要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战略高度，破解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们相信，5年以后，再度回眸，我国的综合国力必将跃上一个更大台阶，环境质量必将得到明显改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将呈现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