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十一五” 绿色发展的源泉活水

　　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的突出问题，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就是要破解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十一五”期间，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环保优先，以环保优化经济发展，追求绿色发展、低碳发展逐渐成为潮流

　　◆中国环境报记者 徐琦

　　五年一个刻度，中国跃上新的台阶；五年一个单元，中国站在新的起点。过去的五年里，我国的环境保护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探索取得重大进展，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综合作用日益明显，“十一五”期间，环境与经济走向高度融合的鲜活事实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生动地诠释了环境保护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力量。

　　环境保护战略思想的转变推动环境与经济关系走向新形态

　　“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有很多值得称道的“第一”，第一次把节能减排作为各地政府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第一次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10%的规划目标，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种种新变化、新成就的背后推力是环保战略思想的转变。

　　转变来自于近在眼前的环境危机。2005年11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发生，给处于“十五”、“十一五”交替时期的全体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彼时，我国的环境形势可以用“三个高峰”来概括：一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已经到来；二是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时期，环境风险不断增大，国家环境安全受到挑战；三是群体性环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污染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

　　环境安全风险的凸显、污染问题的密集出现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审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效率产出四大特征。一方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矛盾，阻碍了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不断加大的环境压力制约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怎么更快”转向“怎样更好”，已成为当务之急。

　　怎样转？向哪转？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的突出问题，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就是要破解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为此，“十一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加强环境保护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突出地把环境保护放在宏观战略层面来解决，推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陡然加快，力度显著加大。

　　2006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召开，首次提出环境保护要实现历史性转变，发展经济要与保护环境“并重”、“同步”，要采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从文明的高度来统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这次党代会上，建设“两型”社会写进了党章，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

　　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部署，要求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就明确了一个思路、一个方法：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型”社会建设就是重要抓手，就是主战场。

　　有了明确的思路，找一些地方先行先试然后逐步推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2007年底，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中央期待通过湖北、湖南的“两型”社会建设实践找到答案——以结构调整、节能环保和制度建设为手段，加快经济结构由不合理、不协调向协调发展转变，打破资源与环境的约束，为全国率先闯出一条创新发展的新路。通过三年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为推动全国体制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十一五”期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性举措来推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2009年，我国在二氧化碳减排上率先提出具体指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2010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这一区划对我国生态空间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对生态敏感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价，确定了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这将帮助各地科学划定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利用好“保增长”的可开发空间，保育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空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转变产生了更大的生产力，转变开启了新的航程。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中国这艘巨轮沿着环境与经济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航道破浪前进。

　　从执政理念到具体的施政行为都发生重大转变，保护环境成为促进绿色发展的源泉活水

　　让我们先看几组数据：

　　截至2010年9月，全国累计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2630座，总处理能力达到1.22亿立方米/日，分别是“十五”末的3倍和2倍。

　　“十一五”前4年，我国共淘汰小火电机组6000多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712万吨、炼钢产能6038万吨、水泥产能2.14亿吨。截至2010年7月15日，淘汰小火电机组1071万千瓦。5年中淘汰小火电机组将近7000万千瓦。与此同时，“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增长率超过10%。

　　一组数据意味着要巨额投入，一组数据意味着要牺牲GDP。做好这个加减法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做到了，而且无论是环保还是经济发展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在成绩单的背后，是发展观、政绩观在转变。

　　“十一五”期间，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环保优先，以环保优化经济发展，追求绿色发展、低碳发展逐渐成为潮流。各地从执政理念、发展决策到具体的施政行为都在转变。

　　2006年，江苏率先提出坚持环保优先，出台了《关于坚持环保优先促进科学发展的意见》，树立“环境是最稀缺资源、生态是最宝贵财富”的生态文明观，努力深化并践行环保优先方针，省级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从每年3000万元增加到3个亿，5年来江苏全社会环保投入达4500亿元，是“十五”期间的近3倍；全省共劝退、否决4000多个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其总投资额超过800亿元。与此同时，在“十一五”前4年，江苏省GDP年均增长14.0%，超过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年均增长10%以上的预期目标。

　　自1999年海南省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以来，全国已有14个省(区、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有150多个市(县、区)开展了生态市(县、区)创建工作，以此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在全国展开。2008年，北京市密云县、江苏省张家港市、浙江省安吉县和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韶关市正式被批准成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还有不少城市也都设立了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目标，贵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等地先后出台相关文件，把生态环境作为最稀缺的发展要素，倒逼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一个共同的愿景就是解决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为了确保环保优先、生态省建设等决策部署切实落实到位，“十一五”期间，环保真正成为具有威慑力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转变的重大契机就是节能减排。“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减排约束性指标，首次把环保指标变成硬杠杠，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不只看GDP的升降，还要看“蓝天白云”的多少。

　　如果说节能减排的硬约束给各地党委、政府施加了外部压力，那么，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则给予一些地方加大环保力度的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