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妥协吗？

　　政府利益为什么会和公众利益产生分歧？政府和公众应该具备怎样的博弈心态和技巧？在这场博弈中，哪些问题可以妥协？哪些问题不可以妥协？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政府和公众如何运用“以利益换利益”的艺术实现共赢？环保NGO如何成为政府与利害相关人之间沟通的桥梁？

　　陈金陵：通过采访一些环保NGO、政府官员，我发现了一些现象，政府有关部门和环保NGO、公众有时会出现一种不太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会产生一些冲突，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互之间不够理解。

　　不可否认，现在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过去5年前、10年前相比有非常大的转变。对这种转变，我认为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没有看到，看到以后也没有能够重视，或者说引导这种转变。对于一些环保NGO来讲，在一些污染事件发生后，他们看到政府官员的作为，往往会认为政府官员为政绩就一定要牺牲环境，甚至要牺牲公共利益。

　　我建议，两者之间应该找到一种渠道进行沟通，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换位思考一下。不管对于公众还是政府来讲，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环境、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两者共赢是完全可能的。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一件事情：当地政府想在城市中一个风景非常好的保护区里面，建设一个生活娱乐中心。当地方政府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环保部门是极力反对的，环保NGO也反对。为了维护共同的环境，环保部门把有影响力的环保NGO负责人组织在一起召开座谈会，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最后使得项目下马，保护了自然保护区。

　　黄良荣：政府和老百姓站在一条线上，保护环境是共同责任。双方通过得当的途径和方法，政府与公众的对立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举个例子，目前，政府和老百姓在南湖区发展中有些事情还需要相互理解，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就通过召开听证会来沟通。

　　黄小山：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我向北京市政府提供了一份77页厚、图文并茂、经过1年时间调查研究的垃圾处理方案。为了达成共赢，政府和公众双方都要有所付出和行动。

　　居民垃圾分类投放以后，需要政府分类收集、分类运输，最后分类处理，这才是一个所谓垃圾分类整个链条，缺一不可。这个过程需要政府的投资、积极宣传，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和配合。如果政府能够达到严格垃圾分类、严格监管，严格立法，哪怕垃圾焚烧厂就建在我家门口，我也会第一个表示赞成。

　　这种博弈的结果一定是妥协协议，一定是政府和百姓经过博弈达成的一种双方妥协，谁都不能100%地赢。

　　王灿发：就深港西部通道问题来看，实际上深港西部通道由于居民的反对，最后增大了建设成本，这个建设成本是全市政府财政来支付，也就是影响了公共利益，这存在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关系问题。

　　我们历来的价值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少数人利益服从大多数利益。我们原来的理论认为，大河没水，小河干。实际上从自然规律来说是错的，应该是小河里没水，大河就要干了，这就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我们应该保护每一个人利益，才能保护集体利益。因此，为了少数人利益，让财政付出一定代价是应该的。

　　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利益关系又存在什么问题呢？很多的地方都面临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周围居民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垃圾焚烧厂肯定是要建的，但应该符合规划。这个地方如果规划建垃圾焚烧厂了，就不应该在当地规划建设居民区。

　　对垃圾焚烧厂的建立，政府要树立公信力，建立一个垃圾处理信息显示屏给公众看其实并不难，可目前很多垃圾焚烧厂都没有这样做。不是政府说一定要管好，而是要老百姓相信你一定能管好，这样就达到共赢，实际上共赢需要让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

　　现在大多数的冲突，应该是公众或者受害人对企业，而不应该是受害人或公众对政府的，政府最终维护的应该是绝大多数利益，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政府在坚持一种主张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根据、数据和理论，能够说服老百姓，而不能盲目地只为利益和政绩考虑。

　　另外，从公众来讲，公众还应该遵守一定的基本规则。法律只要规定了，就要按照法律要求严格执行，即便损害到自身利益也必须服从。

　　李松：在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公众更多考虑的是个人利益，是局部利益；而政府考虑的是全局利益、长久利益。垃圾焚烧厂的问题就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北京市考虑在昌平建比较合适，是从北京市整个布局来看。在这个点上，出现了这种利益冲突，通过公众参与各种途径，最后究竟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个人觉得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相互理解。局部利益有时需要考虑全局利益，公众要考虑一下全局，政府也要考虑一下局部。

　　第二，科学说了算。深港西部通道对人体多大影响，公众承受底线是多少？我觉得不能政府说了算，不能公众说了算，还应该由科学来说。

　　第三，利益置换。在西方，企业建项目，如果对当地的环境有所影响的，它会在允许范围内给予居民补偿，如果居民接受补偿，企业能够承受起补偿就建；但如果补偿费用太高，项目就不建了。居民也是这样，补偿合适，项目就可以建。比如说，在昌平的阿苏卫建垃圾焚烧厂，当地居民的环境利益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失，政府可以考虑用其他利益来弥补当地居民损失的利益，例如在阿苏卫建学校、养老院、公园等公共设施，利益得到了平衡，问题也就解决了。

　　中华环保基金会秘书长 李伟：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规定，超标严重污染企业应该一个月内在媒体上公布排放数据信息。但多年来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因为没有公布这些信息受到处罚。

　　中国环境报社副社长、常务副总编 李松：

　　当地居民的环境利益如果受到一些损失，政府可以考虑用其他利益来弥补当地居民的损失。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 王灿发：

　　政府在坚持一种主张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根据、数据和理论，能够说服老百姓。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

　　“紫金事件”企业瞒报了10天，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个个案。但从众多环境污染事件背后来看，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 孙姗：

　　我们需要一些民间科学家，将复杂的信息转化成老百姓可以听得懂的话。

　　浙江省嘉兴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章剑：

　　我们希望通过环保部门与公众的沟通，多听听民间的声音，搭起政府和老公众之间的桥梁。

　　NGO研究专家 陈金陵：

　　对于政府和公众来讲，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环境、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两者共赢是完全可能的。

　　公众代表黄小山(网民“驴屎蛋儿”)：

　　博弈的结果一定是妥协协议，一定是政府和百姓经过博弈达成的一种双方妥协，谁都不能100%地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环保局局长 黄良荣：

　　对于18件听证会意见不一致的案件，最终有12件遵循了评审团的意见，6件维持原来的决定。从我们自身来看，听证会可以收到良好效果。

　　事件回顾

　　厦门PX事件

　　2007年初，厦门PX项目立项。

　　2007年3月，赵玉芬等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建议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的议案》的提案。

　　随后，厦门市民进入了社会动员阶段，厦门市政府曾试图解释、回应。

　　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宣布PX项目缓建，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

　　2007年6月1～2日，厦门市出现数千人“散步”事件。

　　此后，PX项目进入再次项目环评，厦门市进行规划环评，并公开征求意见和召开开放式的座谈会。

　　2009年1月9日，PX项目迁址漳州通过环评审批。

　　紫金事件

　　2010年7月3日，紫金矿业集团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酸性含铜污水出现泄漏，约9100立方米污水流入汀江，造成1890吨鱼类死亡。

　　7月12日，紫金矿业申请停牌，当天下午，福建省环保厅对紫金山铜矿污染事件做出通报。当天晚间，紫金矿业发布公告，披露泄漏事故，称污染事件的原因为降雨和不可预料的自然灾害。

　　7月14日，紫金矿业有关人士解释，“未及时公布事故信息，是考虑到‘维稳为重’，担心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

　　深港西部通道事件

　　2000年，深港西部通道工程方案出笼，全线采用高架路，全长5.5公里，造价7.8亿元。

　　2001年8月，在公众强烈反对，市人大代表多次提案呼吁后，设计方又提出了半敞开下沉式道路组合方案。

　　方案仍遭到反对，2002年7月，方案更改为全封闭下沉式道路组合。

　　2003年8月，深圳市政府向社会公布了此工程方案。但某路段有一个长度为361米的敞开口，附近公众因担心汽车尾气和噪声污染，开始维权。

　　2005年4月，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最终确定这一工程采用全封闭下沉方案，工程投资增加到21.8亿元。

　　本版文字由中国环境报记者闫海超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