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当夜，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杨勇汇总了自己20多年来在大西南、尤其是在此次地震发生的龙门山地震带考察探险的资料，起草了一份给国务院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建议。他是第一个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密切关注"堰塞湖危险"的人。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杨勇带着几位志愿者跑遍宝兴河、杂古脑河以及岷江河谷的所有水电站、大坝、水库，检查水库、大坝受损隐情以及灾区大小磷矿厂破坏状况。

　　大地震后，有的磷矿厂管道破裂，黄磷泄漏，直接威胁附近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几次进灾区，杨勇摸清了当地几百座磷矿厂的情况，把它们写进给中央的报告。

　　大地震后的第二天，四川环保民间组织联合抗震办公室在成都成立，绿色江河、攀枝花社区环境志愿者协会、国际小母牛、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成都河流研究会、根与芽成都办公室、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等数十家在川或不在川的环保民间组织行动起来，并迅速集合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环保志愿者300多人。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办公室把来自全国各地上百家环保民间组织募捐的大约几百万元救灾物资发往灾区。这是中国环保民间组织首次救援的快速联合行动。

　　在后方的各地民间环保组织紧锣密鼓筹款募捐。当灾区部分县(市)环境监测站遭受破坏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环境保护部有关部门的指导协调下，把法国威力雅环境集团捐助的400万人民币用于为灾区15个县(市)环境监测站建立板房实验室。

　　许多环保民间组织还纷纷走上灾区恢复重建第一线。

　　抗震救灾进入第二阶段，2008年5月下旬的时候，自然之友总干事梁晓燕带着志愿者开着环境宣传"羚羊车"进入灾区，与孩子们一起过了灾后第一个"六一"节。自然之友还募集资金，在四川省茂县黑虎乡大山里羌族居住地为当地孩子们建了一所绿色希望小学；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在廖晓义的带领下，在成都彭州大坪村灾后重建中开展绿色社区"乐和家园"的建设。

　　26度空调节能行动

　　从口口相传到政府决策

　　在环保民间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各地纷纷开展了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检查。

　　夏季将空调调至26度以上，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节能建议，但在2004年，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6家环保民间组织联合在北京共同发起“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完全接受这一环保理念。

　　2004年前后，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需要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于是，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节能不会让老百姓省出多少钱，反而是与政府唱反调。

　　这种不理解让行动变得难以推广。2005年，本报记者参加在北京某知名家居商场开展的宣传活动中看到，环保民间组织使用已经协商好的场地，却受到一位不知情的当班经理的阻挠，任凭“26度空调节能行动”关键协调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费劲口舌地解释，这位经理也不为所动。而上海有些酒店尝试推行空调26度活动，却遭到了消费者投诉。

　　于是，廖晓义利用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开展这一行动的宗旨。“倡导26度节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能源过度消耗带来的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有环境保护、气候变暖等各种问题，我们是要把适度消费、可持续消费作为我们不变的目标。”廖晓义说。

　　行动开始的3个月时间里，只有10家企业和两家使馆加入承诺。环保民间组织并没有气馁，而是在行动过程中，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从独自行动走向了联合行动，从个别地区行动扩大为多城市联动。

　　2005年，“26度空调节能行动”得到了全国51家环保民间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公众的积极响应，全社会由此掀起了一股空调节能热潮。

　　2006年，全国各级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入进来。200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以“将空调调高1度”为标志的一系列节能倡议从中央到地方迅速铺开，26度几乎成为人们对空调控温的一致标准了。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环保民间组织还充分发挥监督职责，多年一直坚持对公共建筑温度进行测量，并通过媒体对温度不符合标准的建筑予以曝光。

　　“‘26度空调节能行动’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规定，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环保民间组织功不可没。”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原秘书长杨鹏看来，这也是环保民间组织一条非常健康的发展道路。

　　受此激励，环保民间组织不断扩展节能减排的内容和公众参与的形式。2007年7月28日，由北京地球村、中华环保联合会等50家环保民间组织发起了以倡导低能耗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核心的“节能20%公民行动”。

　　同样，由环保民间组织发起得到政府积极响应的还有“无车日”行动。

　　现在，廖晓义已把节能减排的目光从城市转到农村，积极推广乐活乡村的建设。在她看来，“26度空调节能行动”的成功已经为环保民间组织走出一条发展之路，“好多别的组织可以做而且也在做了”，现在关键是要探索出新的环保民间组织发展之路。

　　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如何发出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声音？如何告诉世界中国普通人对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性生态危机的忧虑？这些思考在2010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上得到集中爆发和展示。

　　中国60多家NGO联手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规模最大、最多样化、合作紧密、活动最密集的集体亮相。活动总协调人卢思骋认为，这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是一个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在2010年8月初才知道会议将在中国举办。在不到8周里，中国NGO准备了20多场活动，公开了《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

　　在天津会议上，环保民间组织行动提高了本土环保NGO参与国际谈判的能力，发展并鼓励青年人致力于从事NGO工作的信心以及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行动，促进NGO行业内组织与组织间协同合力、互补共进。

　　中国环保民间活动不仅赢得了一些国际同行的肯定，还得到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公开肯定。

　　其实，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历史并不长。

　　2007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厘岛会议上，中国青年组成一个代表团以NGO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气候变化谈判。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某国际环保组织中国项目总监的卢思骋受联合国秘书长之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高峰会议上代表全球NGO发言。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20多家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获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认可的“观察员”身份，参与了气候谈判的进程。

　　自此之后，在每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都会出现了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身影。在2010年12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坎昆会议上，气候组织联合万科公益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中国日”活动。

　　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问题，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而卢思骋则是久经沙场。在他看来，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对气候变化存在着认识不够深入、参与气候谈判经验少的问题，这与很多基层环保民间组织未认识到本地问题和国家政策、国际谈判之间的联系有关。

　　面对有些批评认为中国民间组织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走过场，没有什么实质参与。卢思骋也承认，这确实是一部分事实，但不迈出这样的第一步，就不会走出第二步，这就像滚雪球一样。他对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正是环保民间组织的参与让公众对气候变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陈金陵、陈媛媛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