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彼时，外人看来光鲜的徐永光承受了不少压力，这不论是从徐当时的讲话，还是事后描述中都可见一斑。

　　1989年青基会成立，当时的中国公益事业几乎处于一个草莽洪荒的时代，那时可依据的法规主要是此前一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其中第九条最受诟病：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实质上要求基金会“零成本”运作，造成结果是基金会压力巨大。徐永光面临的问题在同时代的基金会运作者那里也遇到过：“要么你就不做事，要做事你就要有成本。”

　　而资产管理的压力最直接地来自于通胀。徐永光举的例子是助学金的发放，如果从1992年开始一对一救助，一个孩子一年的书本杂费是40元，仅仅过了四年就涨到80元，涨了一倍。“当时我就希望通过投资活动增值，弥补孩子的助学金。”

　　公允地说，上述两方面的压力确乎存在。2011年8月，徐永光再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到了第三个压力——社会压力。

　　这几乎是徐永光面临的最致命压力。在他的描述里，此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他承认当时并不敢向外界透露青基会的投资项目。即使在今日，公众对基金会进行项目投资在情感上仍然很难接受，而在希望工程在内的公益事业被“神圣化”的1990年代末2000年初，拿着善款去做投资更直接被视为犯罪。

　　在1997年召开的第七次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徐永光的发言充满了忧虑：“希望工程做到今天可以评90分，但一不小心就会直接降到0分……希望工程的成功，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失败是对社会对人民的犯罪。”在描述当时的心态时，徐永光用了一连串的成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但事实是，恰恰因为青基会当时几乎所有投资项目都是“暗箱操作”，这成为后来引燃2002年整场风波的危险火苗。

　　翻阅材料的方进玉很快发现了徐永光的软肋所在。

　　当投资遇到投资纠纷时，徐永光通过协商、诉讼等方式追讨，但从来不敢公开地诉诸媒体。而担心账面不好看的徐永光又会让柳杨等人对财务进行“包装”，把投资失败的项目放进盈利的项目中“消化”，最终把账做平。

　　危险的火苗终于开始燃烧。

　　有公益的地方能否有阳光？

　　在徐永光的论述中，起码有三次他被“心怀恶意”的对手击中了软肋。

　　1993年，中国青基会投资广西北海四维公司660万元，占6%股权。后来由于公司管理层大量抽逃股本金，以中国青基会为首的董事会决定追讨公司资金。但当时青基会正起诉香港媒体诽谤案，广西北海有人就威胁要将青基会投资造成巨额损失的事捅到香港去。为了希望工程声誉不受影响，1996年青基会只好将股权转让并作平账处理。

　　第二次是在广东银海项目，当投资经营管理产生争执之后，徐永光又一次被威胁投资失败的结果将被“捅到社会上去”。

　　而第三次则是来自徐以前的部下柳杨和易晓。按徐永光的说法，易晓曾经以曝光希望工程投资失误问题敲诈40万元。时至今日柳杨已因病去世，而易晓身陷囹圄。此前，易晓因在青基会工作期间“贪污受贿”被判刑，后因病监外执行，在“袭击”徐永光失败之后，他又重归牢狱。徐的说法目前已无从印证。

　　实际上，在2004年以前，基金会投资决策不仅未对外公开，在内部同样由秘书处的秘书长和三个副秘书长说了算。当时青基会的理事会更像是一个社会名流一年一度的聚会，并无实权。一人独断、风险独担的架构，无疑成为这一时期徐永光和青基会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希望工程投资问题通过各渠道引发社会反响之后，国家高层领导多次批示彻查此事，国家审计署入驻审计。

　　这一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徐永光不愿多谈。他只是引用了1990年代南怀瑾送他的四个字“谤随名高”，和曾国藩“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作答。

　　2002年的这场希望工程信任危机并不是徐永光第一次面临媒体围攻。1994年香港媒体爆出希望工程“七千万善款失踪”的新闻。当时希望工程的影响已远及海外华人圈，这篇报道一度使希望工程在海外立即陷入信任危机，捐款锐减。徐永光果断出手，亲自带队赴港起诉该媒体诽谤，官司整整进行了六年之久。

　　那一场官司近乎严酷，2000年，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徐永光白天出庭，晚上去电影院，开庭两周里他总共看了11部电影。有一次，他站在华润大厦18楼对同事说：“这场官司如果败诉，我们将身败名裂，我只有从这里跳下去了！”这个细节后来反复出现在徐永光对那场官司的追述中。

　　在这次官司之后，徐永光对记者吐露了明显的疲惫感：“10年希望工程，我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中国做公益事业，人文环境、法律环境、体制环境都有很多难如人意之处，比做任何其他事情有更多的困难和风险。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完成后，在青基会内部有过小范围传阅。徐永光在此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是支持发布的，因为即便在财务处理上有些不规范的地方，毕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可惜时至今日，这份审计报告仍未公开。

　　在核查工作完全结束后，2004年1月，由团中央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则消息：“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核查工作是全面、严肃和细致的。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

　　公益无终章

　　2002年3月21日，方进玉召集当时的年轻记者开了个会，会上他说：“今后我出事，不管是车祸还是遭人抢劫，请大家记住，十有八九就是徐永光干的。”同时，方进玉半玩笑半认真地交待：“追悼会大家都要去，去了之后，你们还要哭，使劲哭……”

　　原本打算在2011年8月25日召开的公开辩论会上，徐永光打算就此事郑重地调侃一下这位九年来的对手：“如果万一你发生什么不测，我保证一定不会是我干的。”

　　九年前那次交手之后，除了彼此“惦念”之外，两人再未有正式交集。

　　2005年，在大风浪中全身而退的徐永光调到中华慈善总会做副会长，11个月后辞职，转投民间公益，到了南都基金会。

　　最近几年徐在公益圈中评价日高。一个例证是他搭建的平台使很多公益基金会能经常在一起交流，形成民间公益事业共同体，还经常发起一些论坛会议，使这些民间公益组织增进交流，牵头组织一些国际对话，促使公益领域人才的观念提升。“徐永光一直强调公开和透明，他的前瞻性在今年的郭美美、卢美美等事件中都能得到印证。”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

　　方进玉如今已经63岁，退休在家，自称80%的精力在做历史研究，20%盯着徐永光。

　　而徐永光九年前的心事同样一直未了，“这九年来，我都是缺席受审。很多朋友看到网上那些东西之后就会想，这个人道貌岸然的背后是什么？这让我很无奈。”

　　对当年不够公开的决策运作，徐永光亦有其反思：“有时候决策制定得过于仓促，在当时安排投资的时候是一个弊端，教训是很多的。这个苦是怎么一个苦，我知道。最后责任要自己担。”

　　而针对徐永光提出的“缺席审判”问题，方进玉从新闻操作上进行了回应。“从香港媒体2月28日发表报道之后，我就派一位同事一直和青基会联系，但他们的答复是所有内容都在声明中。”

　　徐方二人之争，双方均强调出于公心。“改革就是不破不立。如果当年徐永光做希望工程，一切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做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孩子’中国还有希望工程吗？”徐永光说，他提出的一个例证是：“柳杨复印了那么多发票、材料，怎么找不出一张徐永光个人违规的票据？”

　　而方进玉至今依然啄木鸟一般地追问九年前那段往事，当年那篇报道的编者按标题《有公益的地方就要有阳光》已成为流行语。

　　尽管两个六旬老人终于有意愿进行一次交流，公开对话却依然未能进行。九年过去了，中国慈善事业依然没有找到一次走出草莽洪荒时代面对阳光的机会，而“郭美美”、“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的连续爆发，已经使中国官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然而阳光依然穿透云层，上一期《南方周末》针对河南宋基会违规放贷的调查报道，大量数据即来源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这恰是由徐永光发起的一个信息披露公共平台，覆盖了全国2400多家基金会。在历时九年仍未完结的遗憾背后，这是又一次耐人寻味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