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石：诠释科学家爱的内涵

　　中国环境报记者 张春燕

　　2010年3月底，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作为2010年科学研究类“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奖者，他手握水晶杯站在典礼舞台上，站在大家崇敬的目光之中，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好像要掀翻百年讲堂的屋顶。他没想到，实在没想到，难得回北京一次，竟然就站在了母校的讲堂上；他还没想到，台下的学生们、老师们，所有的观众们都给予他如此深情的尊重和欢迎。

　　他说话了，现场顿时肃静，他缓缓地说：“很高兴得到这个奖。我始终认为，人活着要有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力量支撑我，从20岁到珠穆朗玛峰直到今天，我仍然还热爱我的这一事业。”

　　主持人谢亚芳声音有点哽塞，她说：“在生命科学领域，他行走了超过半个世纪，他的名字却很少为人所知。因为在他每一年的时间里，有超过10个月是在深山野林里、甚至是洞穴里度过的，为的是就近观察动物的生存状态。30年来，无不如此。”

　　他身着格子衫，背带裤，他已经年逾7旬，他的名字叫——潘文石。

　　科学的世界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他不惧怕，科学的世界不在权高位重，人多人少；他坚持真理，他的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那天，他靠在家里的沙发上，电视里播着一台音乐晚会，不时有悦耳的歌声传来。他却没有注意，他的小女儿在忙碌着收拾屋子，准备行李，颁奖礼结束后，次日他们又将启程返回广西。他注视着小女儿的身影，他觉得小女儿越来越像他了，她也有一双明亮、执着的眼睛，自她跟随自己野外考察过被深深地触动后，便舍弃了经营得很成功的企业，跟着自己一起爬山涉水、风餐露宿。

　　他想，我是怎么爱上这个事业的呢？对，因为达尔文。幼年时，一本达尔文所著《环球旅行记》曾让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书里描述的情景带领他横跨三大洋四大洲，穿越光怪陆离的风光、看到色彩斑斓的动物；紧接着，火山喷发了，地壳移动了，埋在地底的古生物露出了端倪；地质学和生物学多么有趣、多么神奇！他被这本实则为“科学笔记”的图书启迪，他从中学到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观察、研究和描述事物的必要方法。而书里对各地土著民族的描述，对蓄奴贩奴制度的憎恶，对各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也都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思想触碰到科学精神的轮廓，并穿越到人文精神的领地。

　　直到他进入到北京大学并且从事生物保护工作以后，他越来越清晰地看清科学的世界——理性的、严谨的、独立的，同时也是艰苦的一个世界。然而，对于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来讲，也许他还并未真正领略到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真谛，直到竹子开花事件。

　　上世纪80年代，一场闹剧在中国的土地上喧嚣起来。四川卧龙有大熊猫死亡，一个观点甚嚣尘上，是因为箭竹大面积开花，给大熊猫带来了生存危机。为了保护国宝大熊猫，全国各地开始筹集捐款，打算把野生熊猫统统圈养起来，还打算大规模种植竹子。

　　那个时候，作为这个领域的知情人，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异常地愤怒。事实上，卧龙竹子开花，并没有饿死熊猫，而有的人假借这样一个事情，骗取国家的资源、骗得国人的同情。

　　野外研究的科学发现和不明真相的大众舆论交织在一起，他明白，也许自己很难用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纠正已经沸沸扬扬的错误认识。可是他不说出真相，他就对不住良心，对不住科学家这个称谓。他独自面对那么多与他意见相左的专家学者，招来的非议和指责可想而知。他没有胆怯，科学的世界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他不惧怕，科学的世界不在权高位重，人多人少；他坚持真理，他的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他顶着巨大的舆论和压力，凭着科学工作者的良知，用了整整3个晚上的时间，把自己在卧龙3年研究掌握的科学事实写成了报告。在那个报告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砍伐森林，破坏环境，危及熊猫的生存环境，才可能导致大熊猫的生存出现危机，这和竹子开花毫无关系。报告递交给当时民盟中央的执行主席叶笃义。由于报告有理有据，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中央就做出了停止建设圈养场的决定，而之前那场夸大的宣传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沉寂。

　　在这场孤独的战斗当中，他坚持到最后。是的，他也看清了科学的世界，以及自己要坚守的信念。

　　1990年开始，他在秦岭继续从事大熊猫野外研究工作。当时，秦岭的采伐异常厉害，他看到，大片土地裸露出来，熊猫生存地面临危机。他的研究生着急了，他们说，老师，我们赶紧给中央写信吧！他却说，再等等吧，人也需要生存，如果停止采伐，那么这些伐木

　　工人怎么活呢？他所在的研究地区有2400多名工人，大概来自2000个家庭，如果突然停止采伐，这2000个家庭怎么生活呢？难啊，真是相当困难。

　　可是天平还是倾斜了。1993年，秦岭的生态环境由于森林被肆意砍伐而变得更加恶劣，面对满目疮痍的秦岭南坡，他坐立不安。秦岭南坡呵，这是野生大熊猫的最后一片自然庇护所。他大声疾呼要减少采伐量。8月，他联合29位中外科学家写了一封致国务院领导的信，力陈“秦岭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和建议解除的办法”。那封信很长，大概内容是，现在秦岭正在发生一场生态灾难，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及时制止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最后一棵树和最后一只熊猫倒下去，那么秦岭的环境就会变得非常糟糕，秦岭几十万跟与此相关的居民，将会在一个更加贫穷、落后的状况下生活，而汉江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也将受到水土流失的影响。考虑到今天的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的继续生存，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应该想办法解决，最好就是停止采伐，成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不到一个月，他就得到消息。同事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他，国家已经批准了，停止在秦岭采伐，建立新的保护区，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批准的。朱镕基总理说，由国务院拿出2500万元，陕西省拿出3000万元，他又找来一些朋友，联系世界银行，又得到了477万美元的支持，大概1亿元人民币，终于成立了秦岭长青自然保护区，并对2400多名工人做了妥善的转产安排。他说：“有人问我心疼谁，是爱人还是爱动物。我说我全爱，只要能爱的都得爱。”

　　保护区建立起来了，他带领着科考队伍准备离开了。是该画上一个句点，因为秦岭长青自然保护区将给熊猫留下一片宁静的天，没有人干涉，没有人圈养，熊猫追寻着自然的规律，自我繁衍。单纯保护一种动物不是目的，保护熊猫的目的是要提高整个地区、整个生物圈的福祉，维持生态的平衡。他最后站在秦岭的山头上，挥挥手，作别秦岭的云彩，下一站，广西。

　　他渐渐地看清了科学的世界，当年那部《环球旅行记》催生出来的人文情感，点燃了他的科学考察。

　　1990年，潘文石无意间听闻位于广西的白头叶猴已经濒临绝境，外界相传已经绝迹，他心里一直牵挂。那么就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吧，他这样对自己说。

　　他风尘仆仆地赶赴广西，他去雷寨村找一位名叫陆宝龄的老人了解白头叶猴的状况。84岁的老人用一个干净的玻璃杯敬上一杯茶水，他很高兴，刚要喝，发现水底沉着一些絮状物。

　　“老先生，水从哪里来的？”

　　“就是村口那个池塘。”

　　他当下心中一惊，他刚刚路过那个水塘，其间泡着水牛，妇女在那里洗衣服，水里漂浮着很多脏物，那样的水怎么能饮用？

　　他急忙问：“为什么不去挑干净的水源呢？”

　　“离村子里最近的水源都有7公里，挑一次水来回14公里，太辛苦了。”

　　他这才恍然大悟，多年来，这个村里的青年想当兵，好多人体检不过关，致病的原因大概就与饮用不洁的水有关。他彻底惊呆了。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了，竟然还有那么贫困的地方。而贫困，又直接导致了白头叶猴的生存危机。村民们因燃火做饭而大量砍伐野生植物、放炮采石发展经济、因迷信“猴骨酒”

　　而捕杀白头叶猴创收。他意识到，要保护动物，必须先解决好人的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