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张静雯 受访者：郭伟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工作教授)

　　每当名人的家庭、婚姻被曝出“丑闻”，舆论往往都会对其进行“爆炸性”的批判。然而，这些看似“义正辞严”的“舆论审判”真的有助于道德的养成么？透过这些纷纷扰扰的“八卦新闻”，思考道德体系内外的运作方式、思考现代道德领域的公私空间划分，我们试图找寻现代社会道德养成的合理路径。

　　对个人隐私的“舆论审判”是反道德

　　青评论：舆论似乎对名人的“道德丑闻”有着极高的批判热情，对名人的“丑闻”的“容忍度”似乎特别“低”，尤其在涉及情感等隐私话题时。这背后包含着怎样的道德命题？

　　郭伟和：许多针对名人的“道德审判”，背后的本质都是对隐私的窥探。名人尤其是明星和大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已经成为被公司推出的“消费符号”，所以也容易因此模糊了公共形象和个人隐私之间的边界。这个边界对于普通人而言是比较清楚的。但涉及到名人时，隐私保护的麻烦在于，它的边界比较模糊：哪些属于隐私，哪些是所谓商品化的个人形象？所以名人相对普通大众就容易受攻击、容易受伤害。当然这也迎合了现代消费社会的心理。

　　这一定程度上是消费社会的错，消费社会是要调动人的欲望，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以制造所谓的“销售业绩”。这里边所谓的“道德评判”问题，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调动消费欲望的机制。

　　青评论：所以您认为，其实这些“谴责”和“声讨”，实际上与道德无关？因此也无助于道德建设？

　　郭伟和：没错。在对名人进行舆论攻击时，大众往往不是真正在关注道德品质，而是在满足自己的“偶像破坏”和幸灾乐祸的恶俗趣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舆论攻击恰恰是反道德的。这对于道德建设本身没有正面意义，甚至会有负面影响。

　　青评论：舆论的声讨、讨伐，似乎是传统社会维系社会道德水平的一种很典型的方式。

　　郭伟和：在传统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伦理、道德、法律是没有严格区分的，社会秩序通过一套综合性的行为规则维系。而实施这套规则常常借助于公共舆论或者权威，对个人行为产生约束。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那时候的社会中的个人，是被整体性社会所包裹的，个人嵌入到集体之中。

　　就像《白鹿原》中所写的，宗族权威通过“乡约”约束着个人的道德行为，若有逾越，则采取舆论谴责、家法惩罚等措施。这种社会结构并不赋予你自主性思考的权利，是谈不上个人隐私、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按照自由主义哲学来看，这是一种封建专制。

　　青评论：维系道德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惩罚和约束，是不是也有奖励？比如传统社会中“举孝廉”、给“守节”的妇人立牌坊。

　　郭伟和：是的。而且家族和社区同时也给个人提供生存的资源和保障，所以个人也不敢轻易离开这个集体。文化人类学在审视传统社会时，就更重视其正面意义，认为它给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有保障的、有归宿感的生活秩序，并非完全以威慑、高压的手段维持社会道德秩序。

　　道德体系更应依赖文化符号运作

　　青评论：我们刚才所说的奖励或者惩罚，都是外部力量维系道德的手段。道德本身是不是也是一套能够自我运作的体系，有独立于外部的惩罚或奖励的机制？

　　郭伟和：道德体系本身也是有自己的运行规则的，它更多以一种文化符号体系的形式存在。比如说仪式和节日。拜年的时候给老人磕头，就是一种仪式，尊老的习俗就自然形成。人们从小就做这些仪式，就跟做游戏一样，这样慢慢内化，道德风俗就渐渐形成。

　　再比如，听戏是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生活。每一个戏曲其实都是伦理故事，人们在听戏的过程中进入角色的情境，通过角色体验去内化伦理规则。

　　道德体系自身的运作，更多靠的是自身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让人们自觉地认可、服从，而经济惩罚、社会审判、权威奖励这些手段，都不是道德的内在逻辑。

　　青评论：那么，道德体系可以实现“自治”吗？它作用于个人时，它可以不通过外部的力量，仅靠自身的合理性、自身的运作规律就可以成为个人的行为指南？

　　郭伟和：我认为理想状态下，道德体系本身是可以自治的，它确实也有自己的自治空间区域。传统社会靠习俗实现伦理自治，现代社会靠理性认同实现道德自治，总之，都是反对强权介入的。

　　青评论：不过，道德“自治”似乎其中包含一个前提，即道德体系本身必须运作良好，才能成为作用于个人行为的良性的力量。如何构建良好道德体系呢？

　　郭伟和：我觉得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正处在转变重构过程之中。一个突出的挑战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冲击我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伦理体系。人们一方面要求走出家庭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家庭观念维持自己的道德支点。

　　人们希望自己的情感世界更自由、平等和宽容，但又没有充分的私人空间去体验和表达情感领域的复杂成长过程，继续沿用家族伦理来占领道德高地、画地为牢。所以当名人的婚姻出现状况时，大家就会纷纷去“看笑话”。这其实是一种“投射”心理，自己解决不了的困惑，通过“谴责”别人来得到“释放”。

　　青评论：这很像我们经常说的“旧的道德标准已经被破坏，但新的道德标准还没建立起来”。没有一套人人都信服的道德标准，是否是道德体系无法良性自我运作的一个原因？

　　郭伟和：转型在道德领域中，我认为发生改变的首先是道德类型的分化及其各自的形成机制问题，而非由精英阶层去帮助大众规定一套道德体系去推广。从道德类型来划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转变是出现了公私领域的划分。私人领域指的是家庭和朋友圈，而公共领域则更多涉及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在私人领域，道德类型是一种自觉自愿、基于情感的心理体验，它通过私密空间的真心表达和相互沟通而产生，压力来自内在良心和罪疚感，而不是外部道德审判。而公共领域的道德则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因为这个领域中的规则涉及共同行为和公共利益，所以必须民主讨论，共同执行。只要进入到这个领域中，你就得遵循，没有选择。

　　所以，现代伦理道德体系中，你不能抽象笼统地谈论，因为公私领域的道德标准和运行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公/私领域的相互越界，把私人领域的问题拉到公共领域道德批判，又把公共领域的问题赶回到私人领域消遣。甚至是借助公共权力侵入私人空间进行“文化革命”。结果，虽然道德话语很热闹，但是要么是社会灾难，要么就成为娱乐消遣。

　　在现代社会，能够运作良好、足以“自治”的道德体系，一定要建立在公私领域区分的基础上。

　　现代社会的道德自治路径

　　青评论：如果说私人领域的道德更多靠自愿和体验，公共领域的道德更多靠强制的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公共领域道德的维系，更多需要靠道德体系之外的力量，即之前说的奖励和惩罚，而私人领域，则更多要靠道德自身的力量来维系？

　　郭伟和：这种理解并不准确。我认为，无论在公私哪个领域，都应该慎用外部的力量进行“道德建设”。无论是强制性的惩罚也好、激励性的机制也好，它们都不是道德的内在逻辑。公共领域的道德的确有强制性的特点，但它首先必须是合理的。在这个前提下，若人性的冲动、自私与恶的倾向让人不服从公共领域的道德规则，才有必要使用一些强制手段或激励机制。

　　青评论：看得出，您更为重视道德体系自身重建和“自治”。

　　郭伟和：道德能够自我运作的前提是其本身的合理性。既然它是有价值、应当被自觉奉行的标准，那它的运作逻辑就不该是强制或激励。

　　当然，现代伦理体系有多元化、相对化的趋势，不同的人群对同一个事件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不赞成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但是主张尊重差异、理解差异，更多地去欣赏、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问题，而不是动不动就挥动自己的道德标准的大棒，呵斥别人。

　　青评论：那么在当代中国，如何才能构建出能够“自治”的道德体系？在明确了“公私二分”的概念之后，还需要做什么？

　　郭伟和：要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就要留出足够的公共空间，让大家去对话、讨论。什么是公共领域中的伦理道德？这不是某一个权威说了算的，而应该是民主讨论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机制，所以才会出现道德真空。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成功要素就是鼓励大家走出自己的私人天地，讨论商业规则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教育问题等，所以在公共领域相对较少有道德困惑。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私人领域也要严格保护，个人的情感、家庭问题，是不会随便拿到公共领域来谈论和评判的。中国当前出现的许多情感类电视秀节目，到底是否恰当，需要反思。我们不是责备当事人暴露自己的隐私，而是需要反思这类节目的商业化运作机制。

　　青评论：在婚姻中对配偶忠诚，也属于伦理范畴，即使是私人领域，也不可能允许“为所欲为”。如果私人领域的伦理对个人失效了，该怎么办？

　　郭伟和：私德的问题，主要在家庭聚会中、朋友的圈子中交流讨论，在西方社会，也会由家庭教会中牧师带领下的忏悔和分享解决，这些非正式手段实在解决不了，会找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专业人员帮助解决。总之，在私人空间中，保护个人尊严和隐私是前提。

　　青评论：那么，外部的力量要如何施加，才能有助于道德自治的实现、促进个人道德的养成？

　　郭伟和：首先，惩罚必须慎之又慎，因为它可能带来偏见和社会歧视。即使是在传统社会，家法也不是随便就能使用的。在现代社会，“惩罚”应当更多是法律而非道德的职责。

　　而奖励的方式也需注意。如树立的道德模范，也要能跟普通大众产生共鸣，树立的模范太“高大”、太“纯粹”，往往会适得其反。

　　文/栖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