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弃婴岛附近竖立着“弃婴违法”的标示牌

弃婴岛紧邻社会福利院

稚拙的字体写出“孩子心声”

　　设立弃婴安全岛，是政府与社会对弃婴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人道主义的社会关怀、承担关爱民生的社会责任的善举。3月16日，广州却宣布要暂停弃婴岛试点，其原因是短时间内所接收弃婴绝大部分都身患重疾，且其数量已是福利院承受的极限。众多的重病残患儿已经超出了一个弃婴岛所能承受之重，那么弃婴岛暂停之后，如何救助这些可怜的孩子，如何帮助那些绝望的家庭？具体的社会保障政策何时才会出台？

　　3月16日下午，广州宣布暂停“婴儿安全岛”试点。在重病残患儿家属的眼中，民政部门关闭的不只是那扇门，还有通往生的希望之路。“福利院收了262名患病弃婴，同时就是拯救了262个不幸的家庭。”在得知弃婴岛关闭后，一位患儿父亲懊恼自己晚了一步。

　　广州弃婴岛的关闭，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这是全国20余个试点中，第一个被迫关闭的。试点仅仅运行了50天，就接受弃婴262名，且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

　　尽管此前伴随着法律、伦理的争议，但最终的催化剂，出乎意料——是制度。儿童救助制度的缺失，让无力感如藤蔓一样，环颈缠绕、接近窒息。

　　弃婴父母的绝望

　　3月20日上午，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附属小学的一班孩子，在老师带领下外出活动。孩子们叽叽喳喳，很是欢快。经过院门口附近的弃婴岛，有小孩放慢脚步，他们好奇地打量一座围在塑料围挡中的小屋。

　　小屋倚靠在福利院墙外，临着柏油路，一株大榕树的绿荫将其庇护。如今，还加了围挡。弃婴岛关闭后，围挡成了宣传展板。在不同的方向，记者与他们同时看到那一行行歪扭小字，名为“孩子心声”——“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忍心抛弃我吗？福利院虽好，也不及同你们在一起生活好。求求你们别抛弃我！”

　　有的孩子身子过了大半，还回头瞅展板上的那些字。当时采访部分已经完成，我的任务是补拍照片，设计中的场景，在业界应该算“滥俗”的那种：有行人从关闭的弃婴岛边上经过。孩子的眼神落到展板那些文字上时，似乎是最有感染力的画面：曾为弃婴的残障孩子，对“别抛弃我”的深深一瞥……

　　可我举不起相机，只是一阵心酸。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不知他们能认识多少字，看完展板又想到什么。那些文字是他们的“心声”吗？对于被遗弃在福利院的孩子而言，同父母在一起生活是件奢侈的事情。现实是，他们的父母也许无力承担这份沉重。

　　在宣布关闭之时，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徐久解释，自今年1月28日投入使用，“婴儿安全岛”共接收弃婴262名，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因为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

　　自开通以来，在婴儿安全岛，患病被弃，几乎成了最常见模式。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负责监控弃婴岛动态的工作人员，几乎每晚都要见证骨肉分离的悲剧，最多时一天能有十几例。孩子父母来自天南海北，例如贵州、湖南、云南、重庆等地。

　　福利院保安曾问过一名弃婴家长，你们当地不也有民政局福利院吗？对方回答称，救治条件跟你们这里没法比，把孩子放到广州，我们才放心。

　　不止一人回忆称，有的父母哭到瘫倒在地上，有的跪在弃婴岛前对着门口哐哐磕头，请求原谅，有的则从头到尾沉默，一言不发。绝望，从内到外。向工作人员解释时，很多父母说，做出这个决定，是无路可走，只想着让孩子活下去。

　　关停是必然结局

　　3月18日晚第一次来到福利院时，我不知道这一晚是否也会发生撕心裂肺的一幕。天色渐暗，昏暗的路灯下聚着叫不出名的小虫。在院区晃悠的，除了社工，就是记者，前者劝慰前来的家长，举着手电四处巡视；后者见证、记录弃婴事件，追逐新闻当事人。已有两三拨同行蹲守在门口，有的已经架好摄像机。

　　昨晚，两名家长就在门口被社工截下，后被劝回。而前天晚上，这个数字是14名。

　　婴儿安全岛试点推出之初，就伴随争议。民政部门曾明确表态，建立弃婴岛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婴儿在被遗弃后身心再次受到外部不良环境的侵害，提高遗弃婴儿的存活率，使其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和救助。支持者坚持“生命至上”，反对者担心这种方式客观上会纵容父母不负责任的遗弃，有纵容违法之嫌疑。

　　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粗略统计，全国各地设立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可弃婴岛只是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是一条通往“生命至上”的小路，当社会救助方面的矛盾汇集于此，压下来时，它压垮了小屋，也堵塞了通途。

　　就像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朱静君所说的，她早就预料到了“暂停”的结局。对于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很容易超负荷，如果配套设施、分流方案不能同步跟进的话。

　　“这毕竟是政府行为，如果没做好准备就不要开，开了又不能帮到人家，还不如不开。人都经不起折腾。”社会福利院职工苏先生在院区监控屏幕前叹气。在他的理解中，很多家长本已经死心，但知道了这个“岛”的存在后，希望又重新燃起，然后被拒，会使他们再次陷入绝望。

　　那一晚，并未有家长再出现在弃婴岛周边。凌晨1点，所有值守人员散去。水塘里的青蛙重复着单调的鸣唱，路灯下的小虫子还在空中乱舞。灯火不灭，它们不愿离开。夜晚的福利院主楼，时不时会有婴儿的哭声传出来，有的清脆，有的沙哑。

　　谁能帮帮他们

　　“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福利院？”一位被劝回去的父亲如此反问道。他与妻子在广州打工，收入微薄，当时没舍得花四五百元到正规医院做产检。结果，女儿刚出生就被检查出腭裂、双下肢短小。他们不知该向哪里求助。

　　我想，这名父亲的苦衷，同弃婴岛的关闭一样，值得关注。促成他们选择遗弃的更深层次原因是，社会救助制度不足、政府角色缺位。

　　从客观中立的职业要求而言，记者不该将个人感情代入采访中，但感受到一个个家庭的绝望，却又不能改变什么的时候，只会加深无力感。

　　弃婴岛关闭前后，社工介入了进来。他们能做的，更多是安抚、劝阻家长，并为他们登记，提供儿童救助咨询。很多家长对于社会救助体系不了解，不知道如何申请救助、符合哪种政策。社工将收集各地民政系统的政策资源和慈善机构的救助资源，帮助那些信息匮乏的家长。

　　立在福利院大门口的蓝牌子上，刻着白色的“救助指引”：医疗救助——民政局，残疾儿童救助——残疾人联合会，重病儿童救助——妇女联合会，白血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最后一条甚至是向新闻媒体、网络求助。

　　我担心纯依靠救助机构这条路，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获得眷顾。毕竟那些申请操作起来繁琐，要各种证明材料，要有先后顺序，也许有些孩子的病情根本等不了。

　　谁能帮助他们？化解“弃婴岛”的尴尬，或许只能依托于制度的完善。制度，听起来大而遥远的词儿，但我们却似乎别无他法，只能等待改变。面临情况复杂且又绝非个例的重残症患儿，个体、基金会的救助之力都略显微薄、力不从心，唯有来自国家层面的制度，能够形成有力且平等的保障。

　　只有这个救助体制的网织起来，弃婴岛才能回归到单纯的“生命至上”的初衷。

　　此前，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放过“口风”——民政部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重病残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减轻其家庭负担，减少被遗弃的风险。

　　一个政策从研究到制定到真正施行，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我说不准。唯有希望这个政策能够尽快出台，而非只停留在报纸版面上。

　　那么多重病残症患儿，那么多陷入绝望的家庭，他们等不了。

　　文并摄/本报记者  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