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奴工背后智障人庇护之困

　　2010年末，四川渠县智障人被贩卖为奴工的事件，震惊全国。事实上，自2007年山西砖厂黑窑工事件以来，全国各地不断爆出智障人“被奴工”事件。

　　专家指出，单纯追讨一起事件的责任人“意义不大”，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建立智障人士福利体系。

　　根据2006年的一次抽查数据，我国智障人士总数近千万。其中有较好工作能力并处于就业年龄段的150万人。而因智障人士福利制度缺失，他们大多处于无机构庇护，无机会获取劳动知识甚至被遗弃的状态。也因此有“被奴工”的风险。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智障人士的尊严、安全和发展，成为渠县奴工事件背后更紧迫的命题。

　　2010年12月29日，北京演乐胡同110号，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所在地，马波(化名)和伙伴们正在忙碌。

　　四合院内，几名伙伴正在做饭，中午他们将招待几名来自欧洲的游客。另几名伙伴正在展览室向客人推介他们制作的手链等手工艺品。

　　该服务机构的创办人孟维娜介绍，慧灵为成年智障人提供日间托养服务，并让他们学习简单的劳动技能。该机构主要生存方式是，与欧美一些国际旅行社签约，让这个四合院成为固定旅游景点，旅行社支付一定报酬。此外，游客购买手工艺品带来的收入，会以津贴形式奖励给智障学员。

　　若不是言语反应稍慢或唐氏综合征明显的脸庞，马波和他的20多名伙伴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会做可口的饭菜、把“暗恋”的人画在纸上、开心地笑、小小的恶作剧……

　　这天中午，马波在整理100多人的签名。他们在声援四川渠县遭受奴役的智障人员。

　　这一天，渠县62名被解救的智障奴工，陆续被送往回家的方向。

　　1月4日，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介绍，目前解救工作已结束，警方已帮助33人找到家。目前警方的工作重点已从“解救安置”转移到侦办奴工案本身。

　　而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看来，怎么长久妥善安置这60多名智障人员以及他们背后数百万智障人士才是重点。他指出，事件背后，不是某个人犯了错那么简单，“我们的制度有缺失，亟待补上。”

　　一百多智障人“被奴工”

　　一个叫曾令全的农民和渠县救助站的安置基地，后来做着同样的生意：输出智障工人

　　在四川渠县渠江镇一个叫“幸福坝”的地方，一个两层楼的院落，走廊和阳台全由钢筋封闭，大铁门紧锁。

　　这个院子，曾叫做“渠县乞丐收养所”，后改名“渠县残疾人自强队”。

　　院子的主人、“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叫曾令全，一名46岁的农民，他的另一身份是渠县工商联执委。

　　其母俞必珍介绍，曾令全以前种地、养猪。约1993年，他去县城农贸市场捡菜叶子回来做饲料，“捡”回一个蓬头垢面的“讨口子”(方言，指流浪乞讨人员)，名为李兵，留下来帮着养猪。

　　随着养殖业扩大，曾令全又“捡”回两名智障人员，李小平和朱国庆。

　　曾令全收养“讨口子”的“事迹”在当地流传开来。其弟曾国华说，1997年，四川日报以《一个猪倌和三个乞丐》为题报道。曾令全的举动也得到当地政府肯定，县领导多次到曾家“现场办公”。

　　曾国华介绍，约1999年，曾令全收养的智障人达到十来名。这时期，新疆一家猪场老板看到报道后，联系了曾令全。曾带着5个智障人员去新疆帮忙养猪。

　　后来这名老板又把曾的工人介绍给另一老板。曾令全从中获得一些回报。他发现，这远比养猪来钱，自此开始了收养、培训、输出“智障工”的“生意”。

　　曾的培训手段是：不听话就打。邻居称，常在夜里听到基地传出惨叫声。

　　据记者调查，为扩大“智障工”来源，曾令全向渠县三轮车和出租车司机打招呼，以每人100元－300元的价格，“收购”智障人员。

　　他还成立“抓捕队”上街抓人。后来被解救的奴工之一的李红阶，能清晰地与人交流，可以工整地写出姓名和家庭地址。

　　他告诉本报记者，他2009年正月到渠县，在县城捡破烂时，突然一辆车停下将他强拉进去。在接受了“培训”13天后，他们一行13人被送到西宁一个工地背沙。干了一整年，没有一分钱工资。

　　在这起奴工案中，渠县救助站也牵扯其中，被爆出与曾令全一样输出“智障工”赚钱。

　　据曾国华向媒体介绍，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曾多次将智障人员送到曾令全处，并收取费用。刘定明则称，自己将救助站安置基地以3000元每年的价格转包。

　　记者获知，目前渠县民政局长王勇、救助站长刘定明等人已被免职。 

　　17年来曾令全到底控制了多少智障人员目前尚无数据。

　　在一份材料中，曾令全称1993年至2006年收养137人。这些人被编成8个小组，分别在北京、天津、深圳、新疆、西宁等地“打工”。

　　智障人被侵害风险大

　　处于就业年龄段的轻度和中度智障人超150万名，他们是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人群

　　“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2010年12月28日，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表达对渠县事件的愤怒。他有个智障女儿。

　　张宝林介绍，根据中国智残协会的统计，2007年山西黑窑工事件后，河北、河南、安徽等10多省份也出现过大量侵害智障人员事件。

　　2009年4月，安徽界首两个小砖窑从山东诱骗“购买”了32名智障人做“奴工”。

　　2007年以来，福建、辽宁等9省发现矿工杀害智障工人伪造矿难敲诈等类似案件近20起，死亡近20人。

　　据《法制日报》2010年6月报道，安徽合肥大量搬家公司专门“招募”智障流浪人充当搬运苦力，没工资，生存条件恶劣。

　　张宝林介绍，根据2006年所做的一次抽样调查，全国约有智力残疾人554万，此外，在1352万多重残疾人中有大约430万人伴有智力残疾，也就是，智障人总数近千万。

　　他介绍，智障人士按残疾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在554万单纯的智力残疾人中，轻度和中度约占7成，超380万人，其中处于就业年龄段的约40%，超150万人。他们具有相对好的劳动能力，是各地奴工事件中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

　　“智障人是残疾人中更为弱势的群体，就业情况差，社会保障也不完善，所以至少这100多万人中，不少人存在成为奴工的风险。”张宝林认为，从目前各地发生的事件看，奴役智障人已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在致本报的公开信中，张宝林严正谴责买卖、奴役智障人的行为，他希望各地各级政府能“以最近发生的事件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无保障下存流浪可能

　　孟维娜认为，如不建立起相应保障体系，任何智障人都可能成为流浪人，存在被奴役风险

　　渠县奴工事件曝光后，有观点认为劳动监察部门若加强督察，可遏制智障人被侵害。四川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处副处长陈进对此表示异议。

　　陈进是此次渠县奴工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之一。

　　他认为，靠事后劳动监察来杜绝此类事件，“防不胜防”。他介绍，四川180个县，除成都下辖县外，每个县专职劳动监察员平均不到2人，平均5个县只有一台执法车。

　　有专家提出，应建设智障流浪人员的收留机构，防止他们被控制贩卖。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社区服务机构创办人孟维娜认为这一提法没有切中根源，“千万不要鼓动建什么专门收留所。”

　　在做了23年智障人员服务工作的孟维娜看来，智障流浪人本身是个“伪命题”。她说，智障流浪人是智障人福利制度和服务体系缺失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引发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