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2007慈善链四大争议

　　胡丽波

　　“公益事业”承载着国人厚重且复杂的情感，发生在公益领域的每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影响到受助者的命运，一些我们看似微小的事件或个人行为也都有可能对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公益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试图对2007年曾引起广泛争议和思辩的典型公益事件，重新作一次回顾，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判定孰是孰非，但这些思考，终将以某种方式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道路上留下它的痕迹……

　　受助者与“感恩门”

　　2007年8月22日，媒体爆出“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资格”，被新浪转载后，短短一天时间里，就有评论跟帖1万多条，成为当天跟帖最多的新闻。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感恩门”成为人们竞相评论的话题，至今余波未消。

　　在孙俪停捐事件中，就有人评论“把爱心的、慈善的、公益的好人好事搞成童话寓言，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这话其实说得有点过于含蓄，无论是孙俪停捐还是这次的所谓“感恩门”，实际上都已经演变成一种捐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恩怨。

　　耐人寻味的是，在“感恩门”事件发生后，河南省慈善总会和一个企业共同设立了“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受助学生在接受捐赠的时候，需签订一份“道德协议”，承诺以后回捐不少于受助数目的慈善资金。试图用“协议”的方式防止受助者出现所谓“忘恩负义”的情况，给他们“绑定”道德义务。

　　新闻出来后，尽管跟帖或评论不计其数，但都不过是“捐者虚伪功利，受者冷漠无情”。

　　一起善事却演变为恩仇故事，中间的逻辑太过扭曲。事实上，那5位因为没有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学生，在这场风波中所承受的指责和心理压力，更强化了整个事情的荒谬性。在这些学生的心灵中，这也许成为其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也许原因是出在捐助者和受捐者之间的关系上。捐助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捐助者直接对受捐者的，称为直接捐助；一类是通过慈善机构实施的，称为间接捐助。孙俪对贫困学生的捐助就属于直接捐助。直接捐助很大的特点，就是捐助行为中承载个人因素，尤其是施恩与感恩的关系，甚至其中有一种拟亲属化的因素。

　　慈善机构与公信力

　　尽管直接捐赠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但在我国，由于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不高，部分捐赠者仍愿意选择直接捐赠。

　　慈善机构依靠募集善款生存，从而为民众服务。因此，善款筹集困难、筹集渠道狭窄、资金监管没有做到完全的透明化，直接影响到公益机构的发展。

　　2007年12月24日，北京一位名叫王育的女企业家，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索要2年前捐赠的34万余元捐款，理由是对方没有按照捐款人的协议要求予以使用，要求退款。

　　尽管妇基会的负责人表示，基金会是按照王育的要求使用善款的。但新闻出来后，各门户网站的大部分评论和帖子，都在质疑该基金会的公信力。

　　几年前，湖南慈善总会出台了《湖南省慈善总会组织社会力量募集资金办法》，该办法规定，募捐者可以根据募集善款的数量和地域，提取8%到15%不等的提成。

　　有评论指出：“如何使用善款，要尊重捐、助者的意愿，保证做到专款专用。这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常理和善款监管中应当坚持的纪律，而且是善款捐赠者的本意和初衷。如果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没有征得捐助人同意而将部分善款提成挪作它用，无疑是对捐献者善良愿望的漠视和不尊重。”

　　壹基金慈善基金成立不过一年的时间，但因为李连杰的不懈推广，如今也可谓家喻户晓。然而，12月份有媒体报道称，台湾经纪人王念祖假借“壹基金”名号，与深圳一家文化公司合作慈善演唱会，包括佣金、机票、食宿在内前后骗走20万元人民币。继李连杰的上海豪宅风波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李连杰和他的“壹基金”再一次挑战名人慈善的公信力，再次遭到人们的非议。

　　善款使用不当的争议事件接连发生，大大降低了公益组织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也导致一部分企业家选择直接捐赠，“索捐现象”顺势而生。

　　捐助者与索捐事件

　　2007年8月，国内各大网站先后登出《青岛慈善大王遭138人索捐》的新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跟帖讨论。

　　青岛市的王明殿多年来为740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达100余万元，其事迹被报道后遭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12人，不给钱就叫骂威胁，还打恐吓电话。

　　南京“捐款疯子”赵雪定计划捐款100万元助学、被称为“慈善狂人”的邵建波捐300万元用于慈善事业的报道出来后，他们遭到了疯狂索捐，有人甚至开口就要100万。为了躲避索捐，邵建波的老母亲被气得吐血。邵建波说：“我躲避索捐，感觉就好像在躲债。”

　　然而，随着自己的出名，麻烦也随即而来，各种形式的索捐让他非常烦恼。王明殿无奈地说：“没想到好心助人却引来这么多的麻烦。这么下去，将来还有谁敢搞捐助？对于慈善行为，以前自己感到很光荣，然而现在却感到迷茫甚至有些后悔和恐惧。

　　作为民间慈善家，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捐助自认为需要帮助的人，但是“盛名之下”，面对如潮的索捐，他们该怎么办？这也许是一些民间慈善家最大的苦恼。

　　茅于轼说：富人应该得到保护。茅于轼的真正意思是，只有确立健全的产权法，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因为穷人是健全产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把这句话换成另外一种说法的话，慈善家应该受到保护，因为慈善不仅仅是富人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健全当下的慈善制度，才会使更多的人去从事慈善事业，那么索恩与索捐的现象还会出现吗？

　　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女儿看病，他向施正容等国内6名富豪写求助信，请求他们救救自己的孩子。一时之间，被舆论热议。刘福成实际也是索捐，但并不丑陋。正向他自己所说，“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愿意相信，“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是大多数索捐者的共同写照，而非懒惰结下的恶果。

　　曾经有人给刘福成指路，列举了他应该写求助信的部门和机构(包括慈善机构)，但在现实中，这些路很难走通，个人只能承受命运带来的不幸，只能借助媒体的力量，开发民间道德或盲目开发富人慈善。

　　“强制募捐”是否可取？

　　2007年6月，山东威海全城掀起慈善捐赠的热潮。威海市委市政府发起“慈善月”活动，从市委书记到水电维修工，从集团公司到个体工商户，全都参与其中。短短10天，募捐现金近2000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10亿。

　　在这创纪录的募捐成绩背后，则是一双强大的政府推手在运作。该市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一些官员更是把募捐当作“政治任务”逐级下达。

　　如果说山东威海是“政府型慈善风暴”登峰造极者的话，那么2006年，江苏常州一夜之间，出现了亿元慈善井喷现象，应是“政府慈善风暴”的始作俑者，这种模式在媒体的报道下，起了“示范效应”。2007年，发达地区的城市仿佛看到了慈善的价值，纷纷取经赶潮，这股风暴旋即席卷沿海各城市，济南、烟台、淄博、菏泽、青岛分别以接近亿元的捐赠成绩紧随其后，江苏宜兴、无锡也应风起潮，浙江义乌更是在7月11日召开慈善动员大会，一场浩浩荡荡的募捐活动正在进行过程中。我们在欣赏其壮观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这场政府型慈善风暴过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

　　一旦戴上权力的帽子，自愿的慈善就异化成了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的强制募捐。慈善之心，不是行政权力能命令出来的，慈善事业的长期发展需要公众的自觉来作为支撑。而靠行政权力有计划地强行展开的行政募捐，貌似带给慈善公益事业的繁荣，其实却是在不断伤害公共慈善的热情。

　　当慈善捐赠的数目与官员的升迁、单位的形象挂起钩来，人们不但会对慈善产生心理反感，还会在年复一年的惯性被动募捐活动中，将朴素的慈善自觉意识一点点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