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何验证一条河流水质的好坏？——下河游泳。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确认为可游泳的河段里，浙江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将组织进行横渡或畅游活动。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临生表示，“群众对水质标准的认知，不是用数据来了解的，而是通过可饮用、可游泳来判断，更应以领导干部以身试水来检验。”
无独有偶。2013年2月16日，浙江省某公司董事长微博爆料，温州市瑞安仙降街道一河流工业污染严重，如果环保局长敢在河里游泳20分钟，他就拿出20万元。同一时期，苍南县龙港镇“河底高”河，因网民悬赏30万元“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而被人熟知。
一时间，“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成为热词。去年3月，浙江省省长李强在全国两会上回应，“距离每条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中央领导在与江西代表团共商“美丽中国”发展大计时也提到，“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
官员“试水” 有弹有赞
相比“红豆局长”、“牛奶局长”们不顾客观事实，回避问题、掩盖问题的做法，浙江省面对问题的态度值得肯定。
但对“以身试水”的做法，媒体有弹有赞。
西安网的一篇评论指出，虽然缺乏科学依据，但政府通过游泳的活动告诉了人们，政府听到了民间关于让“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声音，也有为了改善水质作出很多努力。为了扭转民众对河道和政府的印象，种种指标、数据，或许还不如亲身示范来得更具感受力和说服力。
《河北日报》刊发评论“期待更多官员‘以身试X’”，认为此举值得推广，“在其他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公众也有类似的诉求，比如‘请交通局长挤公交’、‘请城管局长摆地摊’、‘请卫生局长排队看病’。”
而对“试水”活动抱否定态度的人，其实是有更深层次的忧虑。
“别让‘可游泳’矮化了治污标准”，《新消息报》称，领导干部以身试水，的确不无回应民众关切和环保意识提升的积极意义。但结果可能掩盖可“验”不可“见”的前期污染，和忽视对污染的源头控制和治理。
《长沙晚报》也持同样观点，认为领导“试水”难成治污“试纸”。
如何“打捞”起民心？
不管是当年“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呼声，还是今天对官员“以身试水”的怀疑，都可以听出人们对环境治理效果的不满。从目前的舆论来看，仅靠官员下水难以“打捞”起民心。
正如《扬子晚报》所言，“领导下河游泳”须分清“一时”和“一世”。领导不可能永远泡在河里，所谓的“下河游泳”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新京报》刊发的评论提醒，要防止其中的猫腻。广州官员每年集体下河游泳，就会提前消毒降污，关闭上游排污管网，从极远处引来干净的水。无论是哪个地方的水污染治理，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如果没有普通公众的日常验证，都可能是假象。
打蛇打七寸，媒体普遍在“执法”这一环节提出了建议。
《华西都市报》评论，污染之重，很多时候是因为执法沉默，甚至是执法权与河水相互“污染”。让领导下河游泳，更要让执法健康“上岸”发挥应有效力，而对依然沉浸其中碌碌无为的执法人员，严格依法予以问责和罢免，这或许比让其下河游泳更具威慑力。
《江南时报》同样抓住要害，让领导“下河游泳”不如为权力“洗澡治病”——哪里有企业排污、哪里有官场不作为现象、哪里有官场保护伞之类的污染源，必须及时启动追责程序。严打渎职腐败和权钱交易，严厉清算“以污染换政绩”、“以环境换发展”的畸形政绩思维。
完善了治污机制，严格监督执法，才是普通公众得以天天下河游泳的保障。《扬州晚报》还用近期万庆良的例子“幽了一默”，中央正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建议一些领导干部千万莫忘“前车之鉴”，领导游泳莫要“争”冠军。
新京报新媒体编辑 戴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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