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 迎接“绿金”时代的挑战

　　编者按

　　2010年第一期《企业界》关注了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十大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一些问题确实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而准备充分的企业则抓住机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落后产能的退出为先进产能腾出了发展空间，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企业必须从战略层面加以重视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美化形象的需要，来自供应链的“碳约束”和已经被提上日程的碳税都让企业不能对此有丝毫放松。新标准的压力让企业正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力求用最少的消耗生产最多的产品，但信息公开中的“躲猫猫”行为还需要更多外力推动其改进。

　　2011年开年之际，我们把这十大问题汇总成6个方面，回顾这些问题和企业的表现，更是为了展望未来，避免在发展中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1、淘汰落后需要科学标准

　　2010年12月25日，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的李毅中在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会议上表示，2010年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已全面完成。据了解，这一淘汰落后产能任务涉及钢铁、水泥、焦炭等18个行业，包括相关企业2087家。

　　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到资产损失、债务处理、人员就业等问题，短期内可能还会影响到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由于政策措施还不完善，推进起来难度很大，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而2010年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媒体对于淘汰企业名单“被注水”的质疑更为引人关注。对此，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巡视员侯世国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有些是对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理解不同造成的，有些则是个别地方工作不细致造成的。

　　必须看到，我国落后产能之所以屡禁不止并有不断“发展壮大”之势，根本原因在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成熟和要素成本价格扭曲条件下落后产能生产企业具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快速扩张的市场需求为落后产能提供了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落后产能的界定标准应该科学，设备规模大小不应该成为界定落后产能的唯一标准。

　　2010年岁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1年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要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被加快推进。

　　同样，在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会议中，李毅中透露，要力争到2015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十一五”末均降低16%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25%左右，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76%左右。

　　业内人士分析，减碳目标纳入工信部的发展规划并不稀奇，因为80%的减碳主要靠节能，节能指标完成了，相应的减碳指标也就不难完成，所以狠抓节能是关键。但是，2010年岁末各地为完成节能指标拉闸限电的现象表明，这样的节能指标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得到认真落实。如果平时能够持续不断地抓节能减排，年底又何须“临时抱佛脚”？

　　2、新标准也是新挑战

　　30毫克/立方米，这是一个让很多电除尘厂商焦虑万分的数字。焦虑的原因不是自身技术不能保证达标排放，而是很多人认为电除尘技术很难达标。在西方有百年历史、在国内发展了30多年的电除尘行业正遭遇信任危机。2010年12月30日，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业内人士预计，目前稀土全行业为达到这一环保新规所需新增的环保设施投入总量预计超过10亿元。

　　这只是排放标准提高影响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2010年，淀粉、油墨、陶瓷、铝、铅、锌、硫酸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相继实施。为改善环境质量，按行业制定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标准，此举被证明非常有效率，不仅能实现污染控制目标，也左右着相关产业发展的走向。排放标准的制订一般以技术为依据，体现“技术强制”原则，即通过排放标准的制订迫使污染者采用先进的污染控制技术。因此，伴随新标准的实施，淘汰和技术创新会同时出现，选择权取决于企业自身。

　　新的《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排放标准一度让很多企业“望而生畏”，要么没有合适的技术，要么实现达标排放会带来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而金东纸业总经理室协理孙炳健表示：“这个标准对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排放标准远优于这个标准，达标排放没有任何压力。”现有制浆造纸企业的过渡期将在2011年6月30日结束，届时，制浆企业将要开始执行化学需氧量100毫克/升的标准。对此，有多少企业准备好了呢？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后，南京在2011年1月1日起正式进入了国Ⅳ时代，按规定，全国范围内最晚于2011年实施国Ⅳ标准。同时，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如果对氮氧化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机动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国Ⅲ转国Ⅳ不是一个轻易能迈过去的门槛。尤其是柴油车的氮氧化物控制，更需要从燃油品质、机内净化和后处理技术3个方面同时着手、协调发展。国内几家柴油机生产商、整车厂和尾气净化企业在柴油车后处理技术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生产能力很快能满足市场需求。正因为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很多企业跃跃欲试，专家更为担心的是由此导致恶性竞争、竞相压价，就可能使产品质量下降，最终危害整个行业。

　　3、碳税和环境税都在路上

　　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环境税终于变成了切切实实的开征行动。2010年12月27日~2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对于环境税的最新表述已不再停留在“研究”或“加快推进”层面，而是直接表述为“开征环境保护税”。

　　此前，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接受采访时指出：“环境税上报国务院，距离人大审核、批准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事实上，碳税要走得更快一些，已经上报至全国人大，从这个程序看，碳税肯定会在环境税之前出台。”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我国承诺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据介绍，这是碳税出台的重要推手。不少专家表示，碳税一旦出台，众多高耗能行业将受到直接影响。钢铁企业德龙控股董事局主席丁立国表示，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钢铁等行业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转移税负成本，但中国企业的税负有点偏高，希望政府在出台碳税时，能统筹考虑企业的负担。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姜克隽说：“对企业来说，税首先肯定是大棒，征收碳税，像钢铁这样的高耗能、高碳行业确实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在研究碳税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不增加企业总的税负，让碳税更多充当胡萝卜的作用。”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极大，“与其让美国人征了我们的碳关税，去补贴他的企业，不如我们自己先征碳税，用所得税收补贴自己的企业，以促进企业调整结构、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环境税的消息一经报道，环保股、污水处理企业股票立即出现较大涨幅，有分析认为，环境税出台将利好污水处理龙头和节能环保产业。对于环境税是否会增加企业负担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认为，设计征收方案基本从排污费改税入手，先期征收的可能还是二氧化硫、污水等税种，由于原有排污收费征收标准低，同时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开征初期税率不会高，对企业的影响相当有限。

　　但是，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大势所趋。“长期来看，提高税负是必须的，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经历剧痛，促进节能减排，这也是环境税设置的初衷。”马中表示。

　　4、绿色供应已成企业追求

　　碳税开征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但市场中自发的“碳约束”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企业经营。不论是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企业，还是戴尔等IT巨头，大企业纷纷推进实施“绿色供应链”，“低碳”正在成为商业贸易中随处可见的非官方标准。

　　“沃尔玛对供应商提出新的要求后，我们开始关注商品生产的能耗、碳排放等指标，来参加这样的会议也是希望多了解一些碳排放方面的信息。”在某低碳会议上，一家为沃尔玛供货的服装生产商销售经理表示。

　　一些供应商坦言从来未曾关注过自身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等情况，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从现在到未来，市场中自发的“碳约束”将越来越多，下游生产企业正在以各种方式倒逼上游“低碳”。

　　《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2010》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从业务角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公司多数还是将气候变化当作风险来看待，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作“不得不做的事”，也有个别领先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采取了更为主动的策略。

　　必须承认，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更严格的政策法规与贸易壁垒、消费者与客户选择、能源稀缺性等问题都将成为企业面临的现实挑战。同时，新的机遇也在来临，低碳技术创新可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抢占新一轮制高点；新产业的开拓可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中一个全新的职位应运而生——首席气候官，他们致力于为公司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帮助公司制定节能减排战略，并增加相关产品的研发及投资，以提升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

　　在过去的一年中，招商地产、联想集团、兴业银行等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在低碳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企业来说，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已经不是为了给自己塑造社会形象，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来自政府、供应链、消费者等方面的压力将迫使企业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

　　5、信息公开还需努力

　　2010年，面对被公开出来的数万条企业违规信息，大多数企业仍然沉默。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有些无奈：“企业信息公开方面依然乏善可陈，少有企业真正依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去披露他们的信息，这里面当然也有政府的责任。”

　　事实上，在这一年中，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来自NGO的压力。2010年3月，《克服披露缺陷香港有责》的报告披露，截至2010年3月1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企业中，包括联邦制药、青岛啤酒、紫金矿业在内的175家企业存在超过750条可公开获取的环境违规记录。2010年5月，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境研究所等34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防治重金属污染是IT产业不容回避的责任》，因为供货商的重金属排放超标，诸多知名IT品牌成为关注焦点。

　　随着信息的发布，一些环境意识较强的企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供应链压力督促其供应商进行整改。但也有一些公司对此表现漠然，甚至令人吃惊地表示：“我们有5000家供应商，检索起来太麻烦”。

　　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更糟糕的“榜样”是在股市中声名显赫的紫金矿业和中石油。前者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污水渗漏事故，从发生到被正式披露中间长达9天的“时间差”令舆论哗然。后者在大连油管爆炸事故中到底漏了多少原油，恐怕将永远成为一个谜。

　　推动改变的努力一直在进行。根据2010年9月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上市公司将要承担更为明确的环境保护责任和环境信息公开义务，对于突发环境事件，须在1日内发布临时环境公告并具体到需要披露的内容，包括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主要污染物质和数量、事件对环境影响情况和人员伤害情况(如有)，及已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等。但是，这份《指南》没有明确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相应的审核程序和奖励惩罚条款，不具有强制性。为此，环保NGO绿家园志愿者向环境保护部递交关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书，呼吁引入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机制。

　　环境信息公开本身不能解决污染问题，但通过这种公开，激发起公众的行动，从而可以有效督促相关方改进环境问题。但国内企业自愿公开的环境信息还很有限，而且很多环境信息公开是零散的，对数据进行整理传播的工作还有待加强。既然仅靠企业自愿进行信息披露还不够，外力的推动就不能放松。

　　6、海外投资不能无视环保

　　2010年7月8日，《中国对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政策》一书正式发布，此书由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全球环境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环境保护部核安全总工程师杨朝飞说：“这本书是政策发布前的前期研究。”

　　此时，距离1950年中国首次以对外援助的方式“走出去”刚好一个甲子。在此期间，西方“中国环境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生态倾销”等炮轰不断，有专家说，“我们在骂声中成长”。

　　必须看到，中国企业仍然比较缺乏全面的海外投资环境政策指引和规范。中国海外投资法律的不健全以及管理的相对薄弱，导致一些中国公司(包括采矿、石油和水电等企业)在其海外业务中，被批评无视工人、当地社会和环境的利益，受到国外有关机构的指责。据介绍，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受指责较多的涉及采矿业、制造业以及各种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少数项目选址或者在建设运行中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影响了原住民的生活。

　　全球环境研究所环保执行主任金嘉满认为，中国企业最好以较高的环境标准来进行海外投资，如果当地的经济水平不如中国，可以以中国的标准来要求。而对于发达国家，可以以发达国家规定的环保要求来投资。“如果标准太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后可能会提高环境标准，这会使得很多投资无效，并引发冲突。”她说。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主任葛察忠直言：“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加强对外投资的环境保护；提高中国海外企业的环境意识和环境管理能力；密切关注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环境行为；设立绿色经济合作专项资金，通过树立环境示范工程缓解国际压力；结合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区域环境管理。”

　　早在2009年3月16日，商务部就出台了《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和国别投资指南。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展开了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企业环境保护政策研究，组织编制《中国海外企业环境行为规范指南》，将环境影响评价、协议保护机制、生态补偿(生态服务费)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其中。对于那些惟利是图的投资者来说，到悬崖勒马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