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阴影下日本志愿者捐助病重“慰安妇”|新浪_新浪公益

　　这个春天，日本东部发生的大地震、大海啸和随之而来的核电站危机给全世界笼罩上了重重阴影。同样在这个春天，一群日本人穿过灾难的阴影赶来中国，只是为了一位病重的中国大娘。

　　这位中国大娘，叫万爱花。

　　病房里的相见

　　在中国民间对日二战索赔的漫长战役中，“万爱花”是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她被称为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遭受残害导致终生不育，1.65米的身高也变成了1.44米。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而找到她们、帮助她们站出来说话的，就是日本女士石田米子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她们从1996年开始，就在山西农村寻访日军侵华战争时期受害的中国“大娘”们，十数年如一日。

　　这次她们赶来中国，是由于知道了万爱花病重。病床上的万爱花托山西大学教授赵金贵给石田米子带话说：“这次我也差不多要死了吧，我希望达成的事还没实现，死不瞑目啊，还是想要拿这把老骨头斗一斗。”

　　考虑经费及工作等问题，此次来的日本志愿者并不多，有9名，多数是50岁以上的人。

　　3月27日下午，太原街头阳光很烈，很难打车，而日本志愿者们又没有雇车，长年一直参与“慰安妇”诉讼的川口律师一直迎着大风挥臂打车。送走了好几辆车后，她在迈下人行道时，一脚踩在台阶边缘，直接正面朝下摔倒了，半天无法起身。好不容易被搀扶起来时，她皱着眉头，倒吸了好几口冷气。

　　虽然一瘸一拐，但她还是坚持和大家一起向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部走去。

　　在病床上24小时吸氧的万大娘看到日本志愿者进来，一下子抬起了手。

　　戴眼镜的小林女士率先俯身在病床边，双手握住了万大娘的手。她曾经在山西留学两年，在志愿者里经常担任翻译。病床上的万大娘向右边侧过头，无力地蠕动着嘴唇。记者也不能听懂老人盂县方言的低语，小林女士却能够翻译。

　　万大娘一开头问的是：“谢谢你们来，你们几时回去啊？”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日本志愿者轮流到病床前，握住了万大娘的手。

　　石田女士问起病情，万大娘抬起手伸出两个指头，反反复复说：“我要出院……不要治了……每天都花两三千，每天两三千……太贵了……”说着说着，浑浊的双眼渐有水光，说到最后摇了摇手，右眼一滴眼泪顺着面颊流进了枕头。日本女士中发出了低低的抽泣，有人掏出了手帕。

　　在这个过程中，小林女士一直保持着笑容。听着听着，她伸手抚摸万大娘的头发。老人一直被染得很黑、很精神的头发，末端已经新生出了几寸的白发。

　　“以前我还到万大娘家，和她们一家人一起包饺子，以前她精神一直很好……”小林女士走出病房后才叹息说。

　　最后，在早稻田大学开设“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的池田惠理子女士掏出了一个小袋：“我们有一位志愿者也正在日本住院，此次不能来了，她跟您问好，说要加油！这是大家送给您的‘幸福小猪’！”站在病床边的人终于都笑了起来，万大娘把粉红的毛绒小猪拿到眼前，也第一次笑了。

　　“太花钱了，不要治了”

　　石田米子回忆起来，2010年6月，万爱花大娘从床上不慎摔落，脸部受伤缝了六针。在9月与石田米子见面时，万大娘脸上还留着明显的伤痕，在笑着和她对话中起身去呕吐了很多次，“让人很是担心”。

　　万爱花的肠胃问题是老病，用她唯一的养女李拉弟的话就是“一年365天，能吐350天”。去年11月13日前后，万爱花就在家“突然吐了出来，还带血”。当时送到了山西省人民医院，“一星期就花1万元”的价钱很快就让一家人无法承受，转院之后住了两个月零三天。

　　今年这次发作是在3月7日。仅仅回家过完春节、吃了次饺子，万大娘在家休克后被送到太原市中医院，被抢救过来。3月17日再次休克后，被转到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住院。“那几天不敢动她，一动就吐，都是我女儿给她弄干净，现在没怎么吐了，也能自己翻身了。”李拉弟说。

　　“第二次休克前，还能每天吃点面条稀饭，而从那以后肚子就痛得不能吃饭，吃了就吐。”李拉弟说，至今为止，万大娘已经休克了5次，无法摄入水分，基本靠吊瓶维持营养。少的时候每天挂两三瓶，最多的一天挂了12个吊瓶，从白天一直挂到第二天凌晨3时，家人一直不能睡，看护着吊瓶里缓慢的一滴一滴，维持万大娘的生命。

　　说话间，李拉弟的二女儿拿出一个方形饭盒，泡了半盒从医院门口的小超市里买来的永和豆浆。“奶粉她喝不下，会吐，而且奶粉太贵。”

　　万大娘慢慢侧过头，就着吸管喝了不到半分钟，就放下了。这样的“进食”一天有五六次，一共喝不到半盒。

　　“哪还能叫保姆啊？”李拉弟说，“我就是个老保姆，我女儿不让我陪床，怕搞出两个病号。”。

　　陪床睡在哪？李拉弟的二女儿指了指靠墙的一张军绿色折叠床。她二十多天都没有洗过澡，前额的头发油油地结成一缕一缕：“今天星期几？几号？我都已经不知道了。”

　　据万大娘的主治医生介绍，目前可以确诊的是肠细膜长期失血缺血，但是万大娘拒绝了做胃镜、核磁等检查，因此进一步诊断一直无法做出。

　　李拉弟解释，不做检查一是因为缺钱，这几项检查分别要7000元、1000元不等。二是因为万大娘身体虚弱。“因为胃镜要从嘴巴里一直通下去，血管造影要从肚子这边开个口把管子通进去。我妈好长时间都没吃东西，身体很单薄，年纪又很大了，怕撑不住。而核磁要坚持40多分钟一动不动，这个我妈说坚持不了。”

　　“我们知道的是，我妈长期有胃病、冠心病，肺上有囊肿……”李拉弟说。

　　中年的护士长一边在万大娘瘦得皮包骨的手背上寻找血管，一边叹息说：“她的血管太脆了，一不小心或者是输液过程中一用力、动一下，针头都会穿出去，那就要重新扎针。”因此年轻护士不太敢给她打针。李拉弟数着：“27日三瓶吊瓶，左手打了4针，右手打了2针，一瓶输液80元……”

　　护士来巡视时，50毫升的输液还剩下20毫升，万大娘轻声说：“不想打了。”她时常这样回答护士和家人。

　　李拉弟回忆，万大娘住院以来心情“很不愉快”，一直在说“太花钱了，不要治了，我该死了……”

　　“慰安妇”的晚年

　　3月17日到20日是万大娘家人最困难的四天，每天的医药费达到3500元，一共花去9000元(最后一天没住满——记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