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开查2亿元善款去向 调研人员走坏两双鞋

　　按照协议，2亿善款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放后，曹德旺将随机抽检。如果发现双方合同所规定的不合格率，扶贫基金会将予以重金赔偿。

　　9月15日，“巡查”序幕拉开，曹德旺本人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派出工作人员代表他赴灾区了解捐助款落实情况，《公益时报》记者则随同一行“巡查”人员奔赴项目实施地，亲眼见证了这笔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一次性个人公益捐赠”的落实情况。

　　9月16日早上，气温17度，太阳初升，凉风习习。路两边的玉米已接近成熟，细长的玉米杆在露水和秋风中飒飒作响。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县——这座被誉为“中国凉都”的黔西小城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从去年入秋到今年5月，西南五省(市、区)遭遇强旱。2010年5月，面向西南旱区的近10万贫困农户，曹德旺曹晖父子一举捐赠2亿元，给每户分别发放2000元捐助，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这笔捐赠被誉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次性个人公益捐赠。

　　2亿善款的发放实行史无前例的全程透明模式：扶贫基金会负责善款的下发和项目的执行，曹德旺本人则组织独立的监督委员会对项目的执行进行全过程监督；在善款下发之后，将随机抽检10%户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则根据合同可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也给水城带来了沉重打击，直接经济损失达5.47亿元，全县78万总人口中有16.5万属于低收入贫困人口，灾后重建困难。而水城县正是2亿善款的17个受助县之一，也是曹德旺独立监督委员会巡查的第一站。

　　低调的“巡查”

　　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解和调研，这属于协议中独立抽样监督的一部分，但是不希望媒体用“视察”、“巡查”、“检查”等字眼来描述她的此次贵州之行，最理想的方式是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陪同进村了解情况，不要惊动当地的政府和百姓。

　　此次巡查经历了一波三折。9月初，扶贫基金会向媒体发出邀请，于9月13日至18日跟随曹德旺一行赴广西、云南、贵州三地巡查2亿善款项目的执行情况。9月8日，曹德旺向广西、贵州、云南省(区)和受邀媒体发出公开信。

　　“今年西南五省(市、区)百年未遇的旱情使我十分牵挂，做了一点我能够做的事情。原计划在本月13-18日到贵省(区)做实地调研，了解捐助款的落实情况。非常抱歉，近段身体情况不太好，不得不临时取消此次行程，特派我公司李博士代表我赴灾区了解捐助款落实情况，同时慰问在一线做捐助款发放的同志们。”

　　9月15日，曹德旺2亿善款项目执行情况巡查行程正式确定，但由于时间关系，本次巡查只有贵州一地，广西、云南的巡查时间则暂定为十一之后，本次巡查的曹德旺善款方代表正是曹在公开信中提到的李博士。

　　李博士目光犀利，行事低调。她告诉记者，受曹先生的委托，她将重点查看项目的执行过程，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解和调研，这属于协议中独立抽样监督的一部分，但是不希望媒体用“视察”、“巡查”、“检查”等字眼来描述她的此次贵州之行，最理想的方式是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陪同进村了解情况，不要惊动当地的政府和百姓。

　　根据捐赠人的意愿，曹德旺曹晖父子的2亿元善款用于支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市、区)受灾贫困村农户的生产生活恢复。其中，19400万元为项目资金：18430万元用于资助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五省市区共17个县的受灾农户，每户2000元，共资助92150户灾民；970万元用于在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修建一座便民大桥，600万元为项目工作经费。

　　在项目县的确定上遵循三大原则：即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省级贫困县；本次旱灾受灾情况严重，受灾损失大；本次旱灾获得各界捐助较少。水城县即是此次17个受助的项目县之一，其中受助农户为9700户，受助总额为1940万元。

　　“感谢曹先生”

　　“感谢曹先生”是在村子里听到的最多的话。刚一进村，就有农户围了上来，“曹先生给我们的2000块钱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受了灾有人想着我们，生活就有盼头，我们很感谢他。”

　　水城县的考察点选在杨梅乡彭寨村，从县城出发坐面包车要两个小时，到了村口还要将面包车换成越野车，因为进村的路坑洼不平，路面上全是石子儿和淤泥，面包车根本开不进去，即使是越野车也颠簸得厉害，有人在车上笑称“咱们飞起来了”。

　　除了贫穷，彭寨村是一个并不惹眼的小村庄。彭寨村位于严重石漠化地区，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特殊的地质条件使得储水困难，只能靠储存降水来解决日常饮水问题，今年的旱情更是雪上加霜，每个家庭的损失少则几百，多则上千。村长马四军告诉记者，村里低保户87户，困难户142户，获得2000元捐助的农户为148户。

　　50多岁的李洪林在148户受助农户中显得有些特别。当李博士一行人来到李洪林家的院子时，他正双手抱膝蹲坐在门前，眼神呆滞。房屋低矮破旧，窗户上钉的塑料布已经残破，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草垛突兀地立在屋子中央。“那是他的床，他晚上就睡在草垛上”，有村民说。

　　李洪林是个苦命人，几年前他的老婆和孩子被人拐走了，他又急又气，一场大病之后眼睛就看不见了。2000块钱差不多是李洪林一年的花销，当他被问到是否拿到曹先生给的2000元钱时，李洪林布满皱纹的脸上泛起了笑意，“拿到了，拿到了，感谢曹先生”。

　　“感谢曹先生”是在村子里听到的最多的话。刚一进村，就有农户围了上来，“曹先生给我们的2000块钱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受了灾有人想着我们，生活就有盼头，我们很感谢他。”

　　“曹先生给的2000块钱帮了困难户的大忙，别人都来帮助我们，自己更得努力”，村长马四军觉得对于村民而言，2000块钱不单是救灾款，也是强心针，在遭遇了旱灾之后这2000块钱让无助的村民感到了希望，振奋了生产自救的精神。

　　“走坏了两双球鞋”

　　1983年出生的桓靖已经在扶贫基金会工作5年了，负责17个项目县的具体执行工作。三个月来，他在17个项目县来回跑，山区道路崎岖，他搭过老乡的摩托车也坐过越野车的后备箱，更多的时候则需要步行。最惊险的一次是在下乡调研途中车失去了控制，桓靖差点摔断了双腿。

　　11月30日是项目完成的最后期限，如果2010年11月30日后，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我们给自己的期限是10月30号”，负责2亿元项目执行的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告诉记者，“目前17个项目县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各县的负责人已经陆续返回，争取在十一之前将善款全部打到农户的账户里”。

　　从5月20日2亿扶贫善款捐赠仪式启动以来，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分赴各地开展工作，到9月16号已经有120天。“这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要做将近10万农户的筛选、排查、核实，单是复印的资料就能放满一间屋子”，陈红涛说，采集到的信息要求准确，所以必须一遍一遍地核查，与当地农民的交流障碍也加重了工作的难度。

　　“我已经走坏了两双球鞋了”，1983年出生的桓靖已经在扶贫基金会工作5年了，负责17个项目县的具体执行工作。三个月来，他在17个项目县来回跑，山区道路崎岖，他搭过老乡的摩托车也坐过越野车的后备箱，更多的时候则需要步行。最惊险的一次是在下乡调研途中车失去了控制，桓靖差点摔断了双腿。

　　李楠是水城县的负责人，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她来到扶贫基金会工作。从项目开始到现在，她已经在水城县待了两个多月，每天踩着牛粪和淤泥到老乡家摸查情况。“李楠的妈妈每隔几天就要打一遍电话，催她快点回家，但她一直守在这里。”桓靖说。

　　扶贫基金会专门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招募了573名志愿者，对17个项目县的所有项目村进行逐户核查。陈红涛告诉记者，志愿者们不仅就房屋装修、家庭成员等问题核实农户资格，核对农户存折账户信息，还要掌握未受助农户信息，接受他们的申诉，工作量相当大。“娃娃们真是不容易，爬山过河，我们看着都心疼。”马四军说。

　　项目执行也得到了县、乡、村各级单位的配合和帮助，陈红涛告诉记者，各项目县受助农户的存折的工本费都是由当地的开户信用社承担的，各县扶贫办工作人员一对一负责各乡镇的工作。

　　“现在17个项目县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据陈红涛介绍，项目完成的标志是2000元打到农户的账户，农户进行确认之后才算最终完成。“最终完成的项目县还没有，目前的杨梅乡2000多户的600多万受助款已经全部打入农户账户。”

　　“只有上帝才能做到完美”

　　虽然筛选的条件已经制定的足够细致，但是仍然会遇到存在争议的情况，交流障碍也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在水城县项目实施汇报会上，水城县扶贫办的负责人表示，执行项目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农户的筛选。陈红涛告诉记者，这也是最让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头疼的问题。

　　在农户的筛选上，扶贫基金会实行“重灾且贫困村相对整村覆盖”的原则，按照“排除法”确定受益农户。在不符合项目资助条件农户的标准设置上，从一开始的7条增加为15条。这里面包括两代以内直系血亲有副科级(含)以上干部的；配偶、子女中有公职人员的(包括公办教师、医生)；房屋装修档次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也就是说房子里若贴了瓷砖、有了吊顶，抑或是起了二层小楼就都不符合资助条件。

　　虽然筛选的条件已经制定的足够细致，但是仍然会遇到存在争议的情况，交流障碍也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安碎兰是巡查小组在彭寨村遇到的第一户受助农户，她有三个儿子在外打工，老公杨忠文在家务农。

　　巡查人员问她，“儿子在外面打工，每年给你多少钱？”“2000块”，她回答。

　　“是每个儿子一年给你2000块吗？”“是的。”

　　“那一年就是6000块，是吗？”“是的。”

　　“你老公和你每年赚多少钱？”“2000多块。”

　　“那你家加起来就是8000块，是吗？”“是的。”

　　安碎兰的申请表上家庭收入填写的是4700元，这让巡查人员犯起了嘀咕。几分钟后，村干部跑上来说，“她是三个儿子一年一共给她2000元，不是每人给她2000元，她听不太懂普通话，一紧张就什么都说是”。

　　直到进了安碎兰的家，疑问才有所削减。她的房子是木板建造的，推开门屋里黑乎乎的，必须要开电灯才能视物，屋里堆满了自家产的土豆，除了一个老电视没有像样的东西。

　　“在农村家庭收入的统计实行的是实物折合加现金收入的方法，比如一斤土豆4毛钱，每家一年收2000斤土豆，折合起来就是800块钱，再加上务工或者养猪的收入，就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但是要注意，农户是要吃饭的，他们的农作物一般都是作为家庭的口粮，很少出售，他们可支配的现金是非常少的。”陈红涛告诉记者，由于没有技能，当地人在外打工只能做最辛苦的体力劳动，外出打工赚不到钱的情况很多，每年给家里2000块并不现实，所以他觉得安碎兰家年收入4700多元是可信的。

　　对于一个五口之家年收入4700元在村里算不算的上贫困的质疑，陈红涛解释说，国家2009年对贫困户的界定为年人均收入少于1196元，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安碎兰家是符合贫困的界定的；当然与其他家相比谁更贫困，每个人的标准不同，所以并不好说。

　　“如果把92150户受助农户再重新巡查一遍，我相信肯定会找出那么几户存在争议，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只有上帝才能做到完美。”陈红涛说。

　　“公益史上留下范例”

　　2亿善款的项目不仅仅是让扶贫基金会积累了大规模现金发放项目的运作经验，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展示了公益机构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曹德旺善款方代表李博士告诉记者，曹德旺先生对项目的预期是将钱发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在贵州考察的情况是基本符合预期的，她会把看到的情况如实向曹德旺先生汇报。

　　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曾向媒体表示，扶贫基金会对曹德旺2亿善款项目的投入是空前的，600万元的管理费肯定不够，但他更看重这个项目对于整个行业的示范和推动意义，“赔钱也干，就是希望我们能在公益史上留下范例”。

　　“曹德旺先生的2亿元善款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次性个人公益捐赠，这也是扶贫系统内最大规模的现金发放。”陈红涛告诉记者，2亿善款的项目不仅仅是让扶贫基金会积累了大规模现金发放项目的运作经验，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展示了公益机构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告诉记者，曹德旺选择扶贫基金会合作，有偶然性因素，但也有必然。除了曹德旺的2亿捐赠，今年扶贫基金会的过亿元捐赠还有加多宝捐给玉树地震的1.1亿元。

　　“除了尊重捐赠者的意愿，还要把钱花得明白，花出效果，建立问责机制，才能让更多的企业家和个人找我们合作。”李利告诉记者吸引大额捐赠的经验，必须让捐赠方看到钱都做什么了，取得了哪些切实的效果，项目执行过程如何。

　　陈红涛告诉记者，项目结束之后9万多户受益农户的名单全部公布；现在项目尚未结束，600万管理费的使用明细还没有汇总，项目结束后600万管理费的使用明细也将对外公布。

　　从5月20日2亿扶贫善款捐赠仪式启动以来，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分赴各地开展工作，到9月16号已经有120天。“这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要做将近10万农户的筛选、排查、核实，单是复印的资料就能放满一间屋子。”陈红涛说。

　　“曹先生给的2000块钱帮了困难户的大忙，别人都来帮助我们，自己更得努力。”村长马四军觉得对于村民而言，2000块钱不单是救灾款，也是强心针，在遭遇了旱灾之后这2000块钱让无助的村民感到了希望，振奋了生产自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