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促使慈善捐赠资源重新分配

　　本报记者 于佳莉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慷慨解囊，掀起了中国近30年以来的捐赠高潮，仅这次地震，全社会捐赠已超过600亿。公益组织更是在这场灾难面前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从前期的救助，募款，到后期支持重建，都活跃在需要救助的各个领域。

　　公开招标项目开创新模式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震后第一时间和中国红十字会一道向社会发出了紧急呼吁，迅速投入抗震救灾工作。截至6月中旬，中国红基会累计接收社会捐款114321.63万元，接受捐物折合人民币7817.88万元。为使全社会捐赠的款物有效支援灾区，中国红基会一方面紧急拨付救灾资金和救灾物资近2亿元，一方面先后派出八批工作人员深入四川、甘肃和陕西灾区考察灾情，了解灾区需求，落实重建项目。

　　为更好的落实善款，使更多灾区的人民得到救助，红基金采取了“5·１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的方式，即一种全新的善款使用模式，也是一种公益组织合作的模式。通俗地讲就是“中国红基会出钱，民间公益组织出力”。

　　中国红基会从社会募集的赈灾善款中拿出2000万元，邀请28位公益领域的专家、公益组织实务工作者、媒体记者以及灾区有关人士组成“5·１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评审委员会，面向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公开招标“5·１2”灾后重建项目，对设计申报的公益项目经项目招标评审委员会评估通过后，中国红基会将予以资助并监督实施。

　　“现在红基会这样做，其实是发挥一个杠杆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形象地描述了招标工作的意义。“社会上募集到四五百多个亿善款，但到达民间组织的不多。这些民间组织有热情，有专业能力，但是由于缺乏资金，限制了其能力的发挥，这是对民间资源的浪费。”

　　中国红基会通过招标的形式，拓宽了善款使用的渠道，为打通井喷式捐款形成的“善款堰塞湖”打开了新思路。公开招标的模式突破了以往层层拨付的善款使用模式，提高了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而中标组织的专业性也提高了项目运作的效率和质量。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论坛上也进行了高度肯定，他认为，公益组织、慈善组织和政府一样都是对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垄断性的，是平均性的，是人人有份的。而慈善组织、公益服务机构给公众提供的公共物品是竞争性的，是差异性的，不是人人都有份。“通过公开招标，通过竞争来分配慈善捐赠的资源，这位公益组织合作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方式。”

　　合理有效调配公益慈善资源

　　随着国家政策、新闻媒体对地震重灾区的关注和报道，许多公益慈善组织都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市(县)，实施抗震救灾项目，大批人、财、物力资源也向重灾区过度倾斜，这样在灾区就出现了：重灾区资源丰富，救灾项目众多；次重灾区等地救助需求量大，公益资源和项目却稀缺的现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燕云在论坛现场分享了青基会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在灾区一线了解到此情况后，立即决定要有效调配公益慈善资源，扩大资助范围，迅速把工作重心向次重灾区的四川广元等地转移。”他表示，在实际的灾区工作时，发现不少草根、境外NGO及志愿者在救援工作中相对较盲目，具体工作目标和计划性不强，有时会出现无事可做的现象。这就需要了解灾区现状，掌握救灾资源的公益慈善机构与草根、境外NGO及志愿者进行公益资源的互换，充分发挥各组织机构的作用，使公益慈善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调配。

　　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构执行、制定各项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拥有丰富的公共资源，平时可以调配使用各项资源，开展常规职能工作。当灾难发生时，灾情破坏了各地政府正常的工作系统，使其可以发挥的功能相对减弱。而公益慈善组织由于更接近服务对象，能及时发现、了解灾区需求；并且他们借由自身特点，能够低成本、高效率的开展救灾工作。

　　对此，陈燕云建议，政府与公益慈善组织间应建立起一套紧急救援机制，一旦发生灾难，可以迅速沟通对话，公益慈善组织能积极配合政府救援工作，在自己的专长领域开展救助。这样就可以更加广泛的发动全社会力量，把抗灾救灾工作做得更加全面、扎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