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乌卡时代的公益：不确定性环境、复杂问题与价值共创

　　新乌卡时代的公益：不确定性环境、复杂问题与价值共创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是由民政部委托清华大学设立的校级科研机构，是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的重点成员，是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之一，是一个体现国家战略、融入创建一流大学进程、致力于公益慈善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高端智库。在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宏观背景下，研究院正在推动新的重点研究计划——“财富传承与价值创新”。

　　作为研究计划的启动和组成部分，2022年5月20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承办的“数字时代的公益生态圈与价值共创”分论坛亮相“2022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

　　在边界消融、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的数字时代，公益慈善在回应的社会问题和方法论上有何新趋势、新前沿？与此同时，在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等背景下，互联网企业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回应大时代需求，并通过公益平台重塑公益生态圈、推动社会价值共创？

　　本次“数字时代的公益生态圈与价值共创”分论坛汇聚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公益慈善领域的跨界学者，与来自乐平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新浪微博、字节跳动等行业机构的前沿实践者，以“价值共创”为关键词，盘点了数字时代的“公益新前沿”，并围绕互联网公益平台如何塑造共创共生的公益生态圈进行了探讨。

　　以下为演讲和对话一实录。

　　演讲摘要：主题关于四个方面。第一，所谓的“新乌卡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厘清两个核心概念，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所面对的问题，它的底层逻辑怎么来理解。第三，范式的改变，最后会更趋向于一种共创的范式。第四，在场景中可能用到的方法和工具，以及我们正在做一些社会实验里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

　　对话摘要：在价值观经济到来的时代，各方的价值观和利益并不完全相同，需要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尊重不同的利益。在中国的环境下，商业活动覆盖了绝大部分公共活动，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社会分工，三部门理论在中国有很大的变异或演化。要在此环境下实现突破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方并使其得益。价值共创的核心是共益的方法，促进共益价值观的超级个体之间的合作，才能很好地促进社会创新。

　　演讲嘉宾：王 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对话嘉宾：沈东曙 乐平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CEO

　　主 持 人：蓝煜昕 清华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蓝煜昕：今天演讲与对话环节的主题是“数字时代的公益新前沿”，安排了三个主题演讲。三个主题都和“共创”有关系。首先我们邀请王超老师开题，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探讨共创的议题？之后会邀请另外两位演讲人来介绍，第一是作为财富和资产拥有者的主体怎么去参与，怎么和政府、其他主体一块共创合作？第二个是普通公众怎么来参与公益相关的价值共创？

　　以往都是实践者先讲，之后由学者点评。今天安排的特别之处是，我们要请学者先来分享自己的观察，之后请实践者来点评。

　　下面先有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王超老师来分享“新乌卡时代的公益：不确定性环境、复杂问题与价值共创”。有请王超老师。

　　王超：首先谢谢主办方邀请。我想先讲一下这个题目的几个要素。一个是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除了主题点名的“数字时代”，我又用了一个“新乌卡时代”，等一下还会提及“剧变时代”，其实都是在不同语境下，对我们当下所处环境的一种表述。数字时代是从科技语境里面去表述现在所处的环境，而“乌卡时代”或者“新乌卡时代”，还有后面的“剧变时代”，更多是从社会系统角度来表述我们所处的时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时间，我们所处的环境改变很快，但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不寻常，也因此才有共创的概念。今天我想分享的更多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我们去应对问题所使用的范式背后底层的逻辑，更多的是一种原思考。

　　我们已经进入非常不一样的时代，所面对的问题特征也不一样，需要从元思考的层面去考虑，从底层逻辑去考虑。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话语体系会出现。最重要的是一些关系的改变，包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问题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社区、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等，也包括科技、企业和政府这种多元主体之间关系的改变，这是它的本质。

　　我讲四个方面。第一，所谓的“新乌卡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厘清两个核心概念，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所面对的问题，它的底层逻辑怎么来理解。第三，范式的改变，最后会更趋向于一种共创的范式。第四，在场景中可能用到的方法和工具，以及我们正在做一些社会实验里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

　　第一，所谓的“新乌卡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

　　VUCA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了，后来被商业领域借用过来，直到今天VUCA已经有了更新的理解。最初VUCA实际讲的是复杂性、多变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其实复杂性才是这个环境系统里面核心的底层概念，而易变性和不确定性都是因为复杂性带来的。模糊性是另外一个层面人们对环境认知的一种表述。所以在这里面VUCA的概念本身是比较模糊和混淆的概念，但是VUCA对当时的环境场景，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包括后面的恐怖活动，以及全球化、数字化、价值的多元化等等带来的情形是比较好的描述。整体来讲，它对所处环境的描述其实在概念上是有一些混淆和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对所处环境的复杂性描述有另外一个概念体系，叫Cynefin框架，基本上把环境分成四个象限，左边象限是一个简单环境，右边象限是一个复杂环境。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就开始把环境和所处的问题做了一个区分。以前所有的研究都把环境和问题混淆在一起，包括VUCA的表述也是这样的，其实模糊性的描述本身实际上是一种人们对问题认知的描述，而前面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是问题所处环境的表述，在这里面区分开来，环境实际上区分为简单环境和复杂环境。

　　简单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常态性、可决定性，更多是原来讲的线性关系，或者说确定性的关系。而复杂环境的特征是易变性和不确定性，主要是考虑到各个子系统之间频繁地波动，系统的非次序化，产生易变，还有一个不确定性，非线性、不连续的关系，所以它的因果关系不是简单的一个关系，乃至于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找到它的因果关系。

　　这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把问题从复杂环境里面区分开来，因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定义问题是人们对所处环境的一种不满意的状态、是对环境的一种反映。问题也可以来做一个区分，即可驯服的问题和顽劣问题。可驯服的问题有一些特征，是可以清晰被表述的，是稳定的，是比较完备的，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管是疫情也好、气候变化也好、贫困也好，更多的是顽劣问题。顽劣问题具有三种特点：第一，它是模糊的，每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好像我们在说同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第二，它有生成性，问题是不断改变的。今天面对的病毒也是一样的，是不断迭代和改变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反生性，反生性是指每个人都受这个问题的影响，每个人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这三个特征对以前使用的解决问题的范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通常会比较熟练地用决定论的方式应对可驯服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用线性的思考，但是今天很多问题都是顽劣问题，如果用一种面对可驯服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去解决顽劣的问题，显然是无法奏效的。顽劣问题的模糊性、生成性和反生性，这三个特征其实在今天我们都碰到了，疫情也好，环境问题，贫困问题等等，实际上更多是一种顽劣的问题。顽劣问题因为有这三个特征，所以我们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而可驯服的问题通常是可以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的，因为它是线性的。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特征做一个比较，把它所处的环境和所面对的问题做一个矩阵，会出现四个象限。1）、简单环境里的可驯服问题，通常是简单问题，比如一个地方缺水，提供水就行了。2）、但是如果是复杂环境里的可驯服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不同的地方可能缺水的方式不一样的，但是问题还是简单的，只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可能有的地方要引水，有的地方要当地打水等等。3）、如果是简单环境里的顽劣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病毒，出现的环境是比较简单的，当你把它全部封闭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把环境简单化，但是病毒本身还是顽劣的，还是有它的生成性以及反生性。还有一种情形，4）、复杂环境里面的顽劣问题，就是第四个象限，而这个应对方式是什么样的？当我们把环境和问题作为一个矩阵来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会有不同的应对范式。

　　简单环境里可驯服的问题，通常讲的是牛顿世界里的问题，分析它们的因果关系，不管用统计还是推理的方式都可以来做，所以分析的范式可以应对简单环境里可驯服的问题。这一点和数字时代有关系，和科技有关系，其实今天的科技基本上可以用算法和数据来解决了，这是一种分析范式。如果在一个简单环境里去应对顽劣的问题，我们把它叫迭代范式，在科技里面很多可以用各种迭代的方式来解决。当我们应对复杂环境的可驯服问题时，更多是一种权变范式，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如果今天碰到的疫情问题，实际上是复杂环境里的顽劣问题，因为病毒本身就是一个顽劣问题，我们提出了应对它的共创范式，但是记住，共创并不是在商业里面讲的价值共创的共创，我们会给它一个定义。

　　这里面讲的共创是什么？是多元主体在具备催化、使能与学习功能的场域中，进行“原型-试验-反思-迭代”的创新与实践过程。相较于商业场景中就技术、产品或服务进行的共创，也可以是公益场所的主题共创。

　　这里面讲了四方面内容，第一是参与者，参与者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它叫多元主体。这里的多元主体，不管是企业、社区还是政府，它们都是主体，而多元主体的共创是整个参与者里面最重要的核心，而不是某一方可以独立给出一个结论、方法或决策，所以它是一种参与式过程。顽劣问题和乌卡环境里面带来的每一个人的现实都不一样，对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系统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每个利益相关者应对今天所面临的环境的方式各不相同，所以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是主体。哪个主体的现实算数？一定是多元主体组合起来，这里面会有不同的圈层，这个圈层本身是动态的，有所谓的共创圈层、兴趣圈层、工作圈层。

　　在这个圈层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场域的概念，多元主体在一个被催化的场域、使能的空间里，在有一个有助于学习的空间里来进行共创，其实共创的过程就是迭代的过程。所以第二个要素是场域。在场域里可以形成各种社会资本，各种使能，（有人叫赋能，我认为赋能是一个不恰当的表述），也有协同，还有各种创变、有信任伙伴等等。场域在整个共创里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论坛的对话就是一个共创的过程，我们来实验一下这个场域是什么样的。催化是一个使能的空间，也是一个学习的场域。所以场域是变革发生的地方。

　　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一种范式的转变，我们原来的规划范式变成了一种迭代范式，原来的蓝图变成今天的原型，而原来的规划变成今天的迭代，原来的实施过程变成今天的实验过程，原来讲的评估变成了一种反思，所以它开始变成一轮一轮的迭代，这也是手机APP里比较常见的。这是我们在讲共创的时候需要有的，它变成一种上升的螺旋曲线：原型-反思-迭代，形成新的原型，再不断迭代成2.0、3.0。

　　最后是工具，采用的工具可以让共创的过程产生一种杠杆的力量。有哪些工具呢？我们过去和麻省理工一起做“学习型领导力”的时候也有过一些使用。首先是圆圈分享。Facilitation是我们讲的催化，有人翻译成“引导”，“引导”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催化恰恰是不引导。还有头脑风暴、视觉记录、世界咖啡、共创工作坊、设计思维、3D/4D模型，这都是共创里面使用的工具，它们可以对共创的过程产生一种杠杆作用。

　　彼得圆圈用得比较多。最近我们北大国发院在乡村振兴方面使用了村长工作坊，完全使用共创的方式，最核心的还是圆圈分享。圆圈本身产生场域。圆圈没有主次，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第二个用得比较多的是设计思维，设计思维本质是将直觉引入到分析里面，实际上是分析和直觉的一种结合。设计思维是很好用的，主要是让不同的多元主体产生同理心。

　　关于3D模型。因为多元主体的参与，实际上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沟通，相互可以交流的一种语言。3D模型可以更加具象化，实际上是回到沟通最原始的状态里面，才能让多元主体有效地沟通和共创。

　　另外一个是视觉记录，让所有概念更显象化，让隐性知识变成显性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支持再创造的过程。

　　催化是一名催化者对议题和对催化过程起作用，而不对催化的内容起作用。催化是关于过程的艺术，它让多元主体在一起共创的过程更加有效、更加合理。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范式转变，我们叫欣赏式探寻，过去通常是问题思考的模式，问题是不满意的状态，而欣赏式探寻则是反过来，就是看见未来，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未来向现在来看的一个过程，我们把它叫欣赏式探寻。实际上是发现正在生成的未来，而不是基于现在或问题的方式，而是一种欣赏的方式，站在未来向现在看，所以这是一种欣赏式探寻，本身也有一套概念体系。

　　总结一下，共创是我们今天在巨变环境或复杂环境面临顽劣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其中包含迭代、权变和分析。从分析到迭代到权变是一个范式的转变，从迭代和权变去到共创是另外一个范式转变，可以说是一个升级。第二个区分问题和所面对的环境是共创很重要的一个元思考。而工具可以让我们的共创更加有效，产生一种杠杆作用。

　　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益。今天面对的顽劣问题基本都是跟公益相关的问题，一定要用共创的方法和手段才可以有效应对。谢谢！

　　蓝煜昕：谢谢王超老师，第一个演讲就非常硬核，从非常高度的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共创。

　　对话环节

　　下面有请第一环节的对话人，乐平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CEO，《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出版人、主编沈东曙老师，请接招，有请。

　　沈东曙：大家早上好！感谢王名老师、蓝煜昕老师和主办方的邀请，谢谢王超教授的演讲。王老师的演讲内容很多很硬核。我从王名老师和王超老师共同提到的价值共创，特别是新公益方面的价值共创来做一下回应。

　　这个回应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用什么样的精神，是不是能够用共益的精神，共益的方法，在共益经济时代来共创。第二个，怎么能用科技互联网精神来促进从-1模糊阶段到0.5的实验室共创，初期的共创，让事情发生。这其实和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也是非常吻合的。

　　大家知道《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是全球的学习网络，是全球社会创新的知识资源主要阵地。我们理解“社会创新”其实是所谓的新公益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结合，这种社会创新其实可以理解成应对不确定的乌卡时代的基本路径，或者是一个最根本的方法论。为什么用共益的精神做社会创新才是在当下环境边际分析下比较“正招”的方式，同时用共益经济互联网下面的发展趋势能够更有效促进-1到0.5呢？我们可以结合王超老师刚才的演讲来回顾一下。

　　乌卡时代其实提出很久了，已经变成一种确定性了，所谓的不确定性是当下主要的确定性。这个事情从价值判断上来说，只要你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对你就是一个好事。如果你特别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僵硬或标准化、硬系统，（不确定性）对你来说就不是好事。其实我们对乌卡时代很多时候是拥抱，特别如果你是弱势群体，你想有变化，对你来说变化总是好的。你僵在既得利益的工业化体系下面，比如清华大学就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你怎么超越它？就要靠乌卡时代。又比如现在字节这么大，怎么超越字节？就要靠乌卡时代。

　　我们想一想如果要超越这个东西，一定要用未来的思维方式来想事情，就像刚才王超老师提到的。我们就要突破现在对我们的主要束缚，比如信息茧房、算法，我们要特别理解新兴的力量、年轻的力量，当然不是说他们都对，但是很可能“知识搬运工”的工作你不用做了，因为年轻人查一下Google就知道了，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要和这些新的力量建立新的连接，你才可能让这些事情发生，才可能用新的连接创造新的动能，用新的动能来创造新的生态。所以怎么用新的动能来创造新的生态，怎么做到价值共创呢？

　　首先要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利益。我们特别要重视的是，在价值观经济到来的时代，乌卡以后，很大的程度是大家想的不一样，个体的价值观不一样，他的利益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要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尊重不同的利益，找到方法让大家和平相处，和平是现代教育的唯一使命，和平相处是教育的根本。最核心的是现在的教育能让大家和平相处，能够各得其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能融合不同价值观的共创。所以要用共益的方法，促进共同的，但是又有个别的，大家都得益的方法，来促进社会的进步。

　　80年代开始西方所谓的新公益，核心是对传统工业化时代早期公益的不满，不满之处主要来自于发现过去公益的企业家精神不够、专业度不够、跨界不够，这三个不够带来效率和规模上的不足。像《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发了很多文章都是倡导新公益的。可是这样的新公益同时碰上另外一个挑战，商业界怎么办？尤其像中国的环境下，商业活动覆盖了绝大部分公共活动，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我们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社会分工，三部门理论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有很大的变异或演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特别要注重的是另外一个路径，不仅仅是围绕西方的三个部门理论发展新公益，而是要从另外一个思想之源，从可持续商业、从利益相关者经济、从股东经济向利益相关者经济转化过程中吸取思想之源，要考虑所有利益相关方，来做这样的突破。做这样的突破的核心是什么？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得利，就是帕累托改进，就是在边际分析下面的共益。我们讲到价值共创，核心是回到共益的方法，不仅是用BIA的方法来促进共益企业的发生，而且是用自组织、青色组织、合弄制（合弄制是由角色来承担工作的管理系统。一项工作被看做一个“角色”，同一个人可以选择承担不同角色，和其他人配合完成工作，按照角色分配权力。）这样的方法来促进共益价值观的超级个体之间的合作，这样才能促进很好的公益创新。

　　回过头来讲最后一点，刚才王超老师也讲到很多工具，特别说明一下，现在互联网平台也好，技术也好，进一步会对远程协作、传播、学习、价值共创也起到很多技术上的助力，这样一些助力使得很多事情可以发生。乐平从2017年开始特别在引进B Corp，推动共益经济，引进《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知识生产，都是希望和技术结合来促进价值共创。

　　谢谢大家！

　　蓝煜昕：感谢沈东曙老师的点评！非常重要！沈老师提到在共创方法论背后需要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的基础，以及怎么去拥抱数字时代的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