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李晓林：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援工作

　　一、如何看待当下社会力量参与救援的现状？

　　李晓林：今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改革和运行情况发布会。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在会上介绍，2018年全国自然灾害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近5年来平均值分别下降60%、78%和34%。从上述数字看这些数字与我国救援力量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从另一组数字看，我国专业救援力量与国外相差很大，如我国有消防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约17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万分之1.22，远低于美国的千分之3.7、德国的千分之2、俄罗斯的千分之1.9。由此可见我国的应急救援力量亟待加强。就我国社会力量参与救援的现状而言，概括讲：数量众多、质量不足；管理松散、未聚合力；工作积极、效率偏低；装备低下、专业欠缺；活动有限、缺乏资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各类社会救援组织4000多个，但真正专业的社会救援组织不足800个，由于缺乏统一管理，这些组织往往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虽然他们在救灾救援等方面作为国家救援力量的补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为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活动不规范及缺乏资金和专业救援设备等问题，致使一些救援队即便及时赶到救援现场，面对复杂救援场面也是无计可施。

　　但不管怎样讲，我国的社会救援组织具有资源丰富、贴近一线、组织灵活，发展迅猛、参与热情高、活动范围广、服务领域宽等特点，在灾害事故应急救援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应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的十余场自然灾害救援中，先后募集善款约4亿元，联合10余家我国社会救援组织，积极参与现场救援、款物捐赠、物资发放、心理抚慰、灾后重建等工作，为国家的抗灾救灾等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如何更好地引导、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救援？

　　李晓林：一是，加大政府对社会救援组织支持和引导力度。建议将社会救援队伍纳入政府应急救援体系，作为其有益补充。增强其引导、支持、监督、管理的力度。在开展应急救援过程中，主动为其做好衔接沟通工作，给予救援队员身份的认可和必要的一些权限，为快速实施救援创造有利条件。二是，为社会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救援器材装备。建议由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长期开展救援工作且社会影响力好、公信力强、救援经验和力量丰富的社会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救援车辆和救援器材，以及落实装备存放仓库。并形成长效机制，每年将救援资金纳入部门预算，定期划拨或报销，用于救援装备的购置和维护。为此，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在2019年1月，已为8支民间救援队配置了救援车辆，提升了他们救援积极性和救援效率。三是，建立健全实施救援活动的保障机制，特别是为救援队员生命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使救援队员无后顾之忧。如：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拿出一部分资金承担救援队员的商业意外保险费用或购置专业防护器材和物资等。

　　三、当前应急管理工作需补齐哪些短板？

　　李晓林：一是，补齐国家各层面应急指挥短板。2015年我在全国“两会”政协提案中，就提出《关于建设国家级跨部门联合应急救援指挥系统平台的建议》，旨在使应急管理信息资源共享，实施统一高效和扁平化的应急救援指挥体系，从而服务于社会。此提案也作为《人民日报内参》全文转发省军级以上领导参阅。二是，补齐社会救援组织评估机制和激励短板。目前，我国对于社会救援组织尚无健全的评估和激励机制，各社会救援组织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对于社会救援组织是缺乏规范管理和正确引导的，因此国家及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应扶持一批重点社会救援组织，对表现优异、技能突出的给予重点培养，纳入国家救援队伍体系，形成国家救援队伍和社会救援队伍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格局。三是，克服抗灾防灾宣传属于“国家队”而不属于“民间队”的误区。事实上，在抗灾防灾宣传上，“国家队”永远是主力军，但“民间队”则抗灾防灾工作的有效补充，同样可以发挥较好的社会效果。2018年，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就联合社会救援组织在北京等地的河岔、湖泊等危险地域边设置了3000余面警示牌，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四是，不断完善政策体系。2015年，民政部印发《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协调机制、功能作用，探索建立紧急征用、救灾补偿制度，支持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依规有序参与救灾工作”。2018年，应急管理部组建后，表示将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搭建协作服务平台、组织竞赛和评估、建立与专业队伍共训共练和服务保障机制等，积极支持鼓励社会救援力量建设发展，规范有序参与救援行动。我认为，在国家应急管理部的统一管理和协调下，政策体系将会有很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