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讲述：在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幸存

　　16岁入党发展地下组织

　　我叫赵国荣，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

　　1938年，房山平西地区就已经有党的组织了。那时候我才14岁，也跟着村里的人加入了农会，党以农会的名义开展工作，主要做一些党组织的初建工作。

　　农会党支部书记、主任叫王文翰。1940年7月1日，王文翰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同时担任青年救国会主任和锄奸组长。

　　这段时间，正是日本兵对平西地区大扫荡的时候，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大安山也设置了日本人的据点。

　　为保存实力，我们的工作基本转入了地下，主要就是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实行保长、甲长制，100户一个保长，十几户一个甲长。谁要是干坏事，给日本人送信、当汉奸，锄奸组就有权处决他。

　　那会儿的生存环境特别残酷恶劣，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区里是杨怀清同志在做组织工作，他是区委副书记，他的两个小舅子就被日军杀害了。

　　杨怀清的儿子也被警察所带走，警察逼他说出一些情报，他不说，就把他扔到了井里，后来被救了出来。我们村里的张文胜，在山上干活儿，看到日本军过来，他就跑，被日本人给打死了。除了张文胜，还有两个村民，也都被打死了。

　　这种地下工作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

　　为战友报仇获得望远镜

　　在做地下工作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

　　1944年3月初，当时县里的公安科长王在田，他也是共产党员。他和余正变(音)带着手枪队的十几个人，到我家找我，把所有的机密文件都给我留下来，让我保存起来，还给我留下一把枪。

　　他和余正变准备带着手枪队去打伏击，除掉日伪军一个小队的队长，他在大安山有杀人的罪行。

　　这一去凶多吉少。王在田和余正变在黑龙观附近埋伏好，日伪军来了，但实际上不是那个队长，是兵，他们不知道，开枪了。

　　双方交战，手枪队死了一个队员，老乡们在附近山上就地把他埋了。队员们逃走后，夜里住在中山(音)地区，到天亮日本人把这里包围了。

　　余正变和另外3个战友都牺牲了，还有人身受重伤。整个手枪队没剩下几个人。

　　平西地区共产党的一个团决定把这片地区的日伪军据点给端掉，日本军和伪军们跑到了红煤厂附近。1944年3月10日，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着民兵组织一起去红煤厂打日本人，我们缴获了一个望远镜。大家开会庆祝时，民兵队长刘勇进说，“把这个望远镜给小赵吧。”那时，我岁数最小，所以队长很照顾我。

　　一直到现在，这个望远镜都被我当宝贝保存着，从来没离过我的身。去年房山区档案局办跟抗日有关的展览，我很舍不得把它拿出来，不过后来还是借给档案局一个多月，来看展览的小孩们都很爱看。

　　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幸存

　　1945年，我被调到敌占区——良乡四区任区长，尤其是芦村一带，可以说是敌人的心脏。

　　我和四区区委书记李景春一起去四区，跟我们同行的良乡二区区长说，“我们这次去恐怕是肉包子打狗。”那时的环境确实很恶劣，我们也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

　　我们在芦村住了几宿后，良乡县委书记刘民带着武工队的10个人来了解情况，收公粮给山里的八路军送去。他告诉我们，二区区长已经牺牲了。我和李景春非常惊讶，也很伤心。

　　那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还没吃早饭，正张罗着让保甲长给做饭，敌人包围了我们。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几百名敌人把我们包围得水泄不通。

　　刘民说，“跟他们打。”我们拿着手榴弹朝敌人扔过去，边打边冲，从村北边突围了出去。北

　　边是一片大平原，没有树林，也没有水沟子可以隐蔽，没办法，跑吧！敌人在后边喊“捉活的，捉活的”，刘民一边跑一边回头开枪。

　　跑到芦村北河沿时，前面有一条河，也不知道水多深，大家就跳进水里过了河。我的一只鞋陷在了泥里，一个脚光着。大家棉衣棉裤都湿透了，冻得牙齿直打颤，一步不敢停地又往前跑。

　　一直跑到开古庄，敌人没追过来，我们才停下，其间好几个人牺牲。李景春受伤走不了，身上都是血。他让我们把手枪给他，想要自杀。大家都鼓励他要坚持。还好，有个老乡赶着拉干草的大车过来，我们就让他把李景春送到地下工作者家里养伤。

　　直到天黑，我们才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绕路回到山里，那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人，才吃上那天的第一顿饭。

　　讲述·现场

　　谈及牺牲战友数度哽咽

　　1953年，赵国荣转业到房山区良乡公安局工作，先后担任良乡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

　　也许是工作性质的原因，老人谈话慢而谨慎。他随身携带的布兜里，用档案袋装着一些资料和照片，兜里还装着一个小小的如名片夹的小本子，上面记录着亲戚儿女和朋友的电话。

　　在述及过去每一个细节时，老人尤其念念不忘当年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他讲自己的事少，更多的时间是在讲述自己所亲眼见到、听到、知道的那些战友，是怎么牺牲的。

　　每一个牺牲的战友，老人都牢牢记着他们的名字。尽管老人已经91岁高龄，但老人仍不厌其烦地向记着详细讲述那些战友的故事。

　　提及那些名字时，赵国荣数度哽咽。“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应该有一个烈士的名分。”

　　老人感叹自己的生活比过去不知道强了多少倍，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真正是用鲜血换来的。

　　讲述·儿子

　　父亲常提醒我们要廉洁

　　我叫赵永进，我们家有3个兄弟姐妹，一个在公安部门工作，一个在财政局工作，我在农业银行工作。平常老爷子没少教育我们，我们也从老爷子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小到大，老爷子总是教育我们要以国家为重，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要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文革”期间他受批判，但对党的信念自始至终都非常坚定，没有任何怨言。

　　到我们都参加工作了他对我们的嘱咐就更多了，总是提醒我们要廉洁。

　　我的工作出差比较多，每次出差前去看老爷子，他总是再三叮嘱，“现金不能要，土特产品不能要，一定要廉洁。”

　　他也经常跟我们提起他那些牺牲的战友，要我们不要忘记过去。

　　现在我的孩子也大了，孩子也爱听老人讲那些故事，每次听完都很受感动，后来他还帮忙把爷爷过去的一些文件材料进行了整理，有事没事就翻翻，从中可以学到很多。

　　本版稿件京华时报记者陈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