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演出后,这个说话有点罗嗦、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很长时间内,“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话,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直到现在,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痛快了一把”。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后,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
活动之后不久,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在这次考试中,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我一点也不后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激动起来,来回走动着,偶尔还会骂上两句。
日子一天一天过,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摇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老赵。2009年,他与老赵成立了“陷乐队”,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对这个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来解释。
在排练过程中,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岳建波即兴填词。一来二去,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词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
老赵是个“不知名”画家,也玩过摇滚。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个眼镜。在岳建波眼里,老赵是个“有学问”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
“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你要么接受,要么抗争。”老赵告诉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这些思考,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
从那之后,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歌词即兴的也多,即使同一个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不少歌词,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表演,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行为艺术”。
有一段时间,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老赵有固定工作,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一旦联系成功,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一个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赵搞了一个名为“采空区”的画展,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因为地下被挖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站在那里,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他说。
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儿,生活对谁都一样。“你这样做,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一个朋友对他说。
“无所谓,大不过被开除。”他回答说。
《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就到了岳建波的家。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
实际上,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同样的灰尘飞扬。
在父母的唠叨下,2005年,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
压力接踵而来。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钱是四处凑的。直到现在,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由于上班不正常,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现在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前些日子,母亲做了一个手术,父亲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邻居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看了一场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本报记者 郭建光 图片均由陈晓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