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富豪榜” 更要“富豪捐赠榜”

　　不久前在网络上公布的一份“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称，在1999～2010年各类富豪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造就了149位“亿万富豪”。这一消息持续引起网民热议，甚至有不少网民误将“产生多少富豪作为衡量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标准之一”。(《中国青年报》1月26日)    网民的误导产生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这份10万余字的报告似乎已经被媒体浓缩成了一个简单的“富豪排行榜”。笔者查看了报告原文，涉及的排行总共有杰出校友、科学贡献力量和大学声誉三大部分，正文第三部分“杰出校友排行榜”还囊括了杰出科学家、院士、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杰出政界校友等几个部分，而造富大学排行不过是其中一个并不太显眼的指标。显然，这个指标已经被众多媒体放大，成为评价大学实力的唯一指标。

　　当然，有人会怀疑硬把大学和“富豪”的成功相连，这中间有没有“水分”。富豪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因素，是一个集智商、情商、财商、志向和勤奋，以及家庭环境、生存环境和教育方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很难做出直接的归因，谁能保证大学的经历对其影响完全不重要呢？

　　事实上，任何一个排行都不过是衡量一个大学的侧面，无法观其全貌，而这样的侧面也必不可少，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大学的视角。世界后起之秀的一流大学发展史也表明，当一国的大学入学率进入大众化阶段时，谁在大学的职能有新的突破，谁就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一流大学。笔者并不否认大学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塑造精神的殿堂，这是大学服务社会的宗旨，但是，在这个大前提的指引下，有一些“造富”的创新又有何不妥？我们通常认为细节决定成败，“富豪榜”这一个微小的细节也许就是决定大学在“差异化”竞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美国，校友“富豪榜”也是大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亿万富翁的人数就有50个，其中包括微软总裁Steve Ballmer，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等。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制作的大学排行榜中，校友捐赠率是个十分重要的评价指标，校友捐赠率越高，表明这所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越高。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捐赠率就高达62%。

　　近年来，我国大学“造富”能力凸显，拥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富豪企业家在IT业、制造和医药等高科技行业的“创富优势”远高于其他行业，“知识创造财富”属性在此得到了诠释；而同时，来自商界自主创业的企业家校友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的主体，大学的造富能力与校友的创富能力是影响校友捐赠能力的关键，企业家校友的捐赠将成为大学办学取之不竭的源泉。

　　大学造富与政治家、科学家的培养既不冲突更不矛盾，“造富”不过是中国大学行使的众多职能当中又一个新的职能。笔者以为，校友与母校的关系可谓血浓于水，光有“富豪排行榜”也许还不够，还应该有“富豪捐赠排行榜”，这才是校友与母校血缘关系的真正体现。(文/若 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