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归途列车》：记录春运的故事

　　张丽琴和父亲张昌华动手打起来时，导演范立欣正在隔壁房间为调整拍摄光线换灯泡。他听到动静跑过来看到这对父女在墙角扭成一团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把他们拉开，还是让摄像机记录下这一幕。

　　这是2008年2月，在广州打工的张昌华和妻子陈素琴、女儿张丽琴终于赶在除夕前的最后一天，回到老家重庆回龙村，跟岳母、小儿子张洋一起过年。

　　因为言语不和，父女俩吵了起来，随之扭打到一起。这时张丽琴一扭头看见范立欣，“你不是想拍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她对着镜头大吼。

　　这是纪录片《归途列车》中所有矛盾引爆的高潮。11月13日，这部影片在北京文津国际艺术中心小规模放映。当张丽琴摔倒在地上时，黑暗中一片寂静。

　　《归途列车》记录了农民工张昌华一家人近3年间的变化。导演范立欣是一位加拿大籍华人导演，曾任艾滋病人题材纪录片的剪辑师，以及三峡移民题材纪录片《沿江而上》录音师。这次，他决定用镜头记录下中国最庞大也最特殊的迁徙——春运。这部影片在美国放映时，有人问他：“你是怎么请到这么多群众演员来拍这个场景的？”

　　确实，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主角张昌华一家也许只是中国社会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故事中，面目模糊的群众演员之一。

　　1990年张昌华夫妇离家到广州打工。那时，大女儿丽琴只有8个月。那一天，陈素琴抱着孩子走在丈夫身后，她的妈妈和姐姐走在旁边还在劝她，“等孩子长得大一点再出去吧。”“我必须得出去，不出去怎么挣钱。”

　　陈素琴对范立欣讲着这些往事时，已经是这段对话发生的16年后，她正在工厂缝纫机下为布料纤边，看上去很轻松。

　　就是这段对话，让范立欣决定拍他们一家。那时，他已经在广州许多小工厂里转了很长时间。陈素琴的话让他觉得到这家人“一定有故事”。“拍纪录片就像赌博”，他说。幸运的是他赌对了，他确实拍到了“好故事”，并在圣丹斯国际性电影节等电影节上获了奖。

　　这样的“好故事”，在两亿多农民工身上都能找到影子。父母在城市里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家中，他们拼命赚钱，就是希望子女能好好学习，出人头地。

　　17岁的张丽琴并不这么想，这个总是喜欢披着头发的女孩子不喜欢上学，她想离开农村去城市里生活。2007年，张丽琴也来到广东打工。她打工的地方，是广州附近的新塘镇，这里以做牛仔裤出名。她每天工作约14个小时，日工资在35元左右。“打工虽然苦，但比在学校好。对我来说，自由就是快乐。”她说。

　　张昌华夫妇反对女儿出来打工，他们不知道女儿对未来到底怎么打算，于是总试探性地想从范立欣这里掌握女儿的动态。范立欣很矛盾，不知道该替张丽琴保守秘密，还是满足他们对女儿的关心。

　　2008年，摄制组又跟随张昌华夫妇踏上回家的旅程。不同的是，这一次多了女儿张丽琴，因为冰雪灾害，广州火车站里滞留了几十万人，他们在那里度过了焦虑、恐惧、煎熬的3天3夜。

　　回想起那个经历，范立欣至今仍感到恐怖，“就像打仗逃难一样”。当闸门突然打开人潮涌动时，范立欣觉得自己被提了起来了，被夹着像潮水一样往前推。那时他正拿着麦克风钓竿，而录音师站在另一边，俩人中间还连着一根线，他赶紧把杆子隔着人头扔过去。前面一个女孩子摔倒了，人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倒，有个女孩子挤出来时腿已经软了，几乎被警察拖到椅子上，“救救我妹妹”，她挥着手臂哭着说。

　　“身置那个场景，是一种极致的悲痛。”范立欣说。“那时火车站里滞留了60万人，每一个人的苦难乘以60万是多少，如果再乘以两亿，是什么样的概念？”

　　从没经历过春运的张丽琴对这一切却充满好奇。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双手拖着巨大的红白编织袋跟在母亲身后在人流中乱跑时，突然笑了起来，“我觉得好好笑。”被挤得面无表情的陈素琴说：“你看这里哪一个人觉得好笑？他们回也回不去，走也走不了。不好笑。”

　　张丽琴与父母间的矛盾，终于在归途的终点爆发。父女扭打在一起的那个晚上，范立欣最后还是冲过去把父女俩拉开。那天晚上的年夜饭，每个人都很沉默。

　　春节过后，张丽琴坐上去往深圳的火车。“没钱什么都干不了。”她靠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吃着一碗泡面。“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实现我梦想的地方。”几个月后，张丽琴成了一家酒吧的服务生，当她在烟雾和音乐中扭动着年轻的身体时，至少从外表上，这个曾经穿着塑料拖鞋熟练地割着猪草的女孩已经变得像个城市姑娘了。她觉得这是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胜利。

　　而在父母看来，这个女儿已经“丢了”。他们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儿子身上，妻子陈素琴决定回老家带孩子。这次，陈素琴一个人踏上归途。

　　这只是银幕上的故事结尾。

　　纪录片拍摄完成后，范立欣给他们寄了DVD，张丽琴始终拒绝观看。她后来离开深圳，到湖北一家酒店工作，最近失业，正在找工作，对于未来，她依然“搞不清楚状况”；张洋在今年夏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陈素琴和他一起搬到县里，顺便打点零工。但范立欣也不知道，这个男孩的前途会是怎样。“你说得对。他虽然读了书，却并不意味着他的未来会有保证。”

　　“有太多的问题，不是一个纪录片就能讲完的。”范立欣说。“他们的父辈奉献了一辈子，希望换得子女的生活改善。但社会现实如此严峻，‘农二代’没有更多地被照顾到，就直接被投入社会竞争。没有一个可以让人提升的渠道，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这将是我们社会的巨大悲哀。”(本报记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