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向基金会申请，“大北”说，各个基金会有自己确定的公益项目，向基金会申请经费，就需要做基金会的项目，那样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而若向企业求助，或根本不愿意掏钱，或要求以企业的名义活动，不能打“滴水公益”的牌子。而“我们的工作如果不能体现‘滴水公益’的品牌，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大北”说。

　　除此之外，“天街”还联系过青川当地的团委，“他们的财力很有限，除了帮我们衔接一些关系外，经济方面他们无能为力”。

　　“天街”计算过，一个有生命力的草根志愿者组织，一年的各项生存费用需要7~8万元，这其中包括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全年的基本生活费用，“如果没有一个全职的人来规范操作、组织活动、协调关系，那这个组织必然会散乱，生存一两年就会消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草根志愿者组织的带头人，和“滴水公益”一样为此困惑。

　　西南科技大学学生“小艾”(网名)，是四川一家名为“绵阳义工”的草根志愿者组织的发起人。“绵阳义工”成立之初，“小艾”就遇到了生存费用缺乏的问题，“实际运作起来，发现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压力很大”。

　　陕西一家名为“安康义工联”的草根志愿者组织也是如此。在每位会员每月交纳5元会费后，这个在安康市影响力不小的志愿者组织，依然需要东拼西凑、四处找钱。

　　筹措生存费用的艰难，与志愿者组织的身份问题也有关联。当了两年带头人的“老婆婆”告诉记者，她一直想让组织合法化，但是注册社团需要到民政部门登记，还要寻找一个挂靠单位。一些单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把志愿者组织看成包袱，不愿意答应。

　　对于正式登记注册，“滴水公益”也进行过尝试。“大北”曾经找到浙江省安吉县的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在履行全部手续后，“滴水公益”被告知仅在安吉县拥有合法地位。

　　“这样的合法地位，并不意味着我就有生存费用的保障了，在地方法律条款中，没有关于资金保障的条款。”“大北”说，“并且我们没有在青川县等地注册，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在青川就是‘黑户’”。

　　志愿者工作的原则是帮助别人的同时，不伤害自己

　　团四川省委志愿者工作部部长江海认为，应该尽快推动志愿服务立法，“通过立法，可以给志愿者组织指出努力的方向，同时在志愿者组织的合法性和活动权限上给予界定，这就有可能帮助志愿者组织通过募捐、义演等活动筹集经费，建立自己的基金，解决生存费用问题”。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廖正涛认为，志愿者工作本质是“利他”的，其原则是帮助别人的同时不伤害自己，如果做的事情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了，必定会给自己或他人增添麻烦，这也就违背了志愿服务的初衷。

　　廖正涛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在志愿者行为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草根志愿者组织生存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是志愿者行为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他在研究中发现，我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只有少部分志愿者组织能得到资金满足，草根志愿者组织应该走资源整合的道路，用各自的特长弥补相互的不足，“如果继续单单凭着热情做事，‘滴水公益’这样的组织将必然被历史淘汰”。

　　对于“大北”断然拒绝企业独家冠名的做法，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并不赞同，“企业出钱，要求得到名誉，这无可厚非，如果这家志愿者组织不过于强调自己的名号，那么志愿者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志愿者服务，这是志愿者和企业双赢的事情，志愿者组织应该支持。”

　　和廖正涛一样，王思斌也不赞同志愿者组织在自身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王思斌向记者强调，志愿服务是以关爱他人为最终目的，个人的心灵满足感不应该成为主导。

　　对于未来的志愿服务工作，王思斌建议，由社会工作者来指导志愿者的方式应该比较有效。

　　王思斌解释说，社会工作是在相关部门组织下，利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的一种职业，社会工作者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指导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将志愿者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开展服务，形成社会工作者、长期志愿者、短期志愿者多层联动的体系，用社会工作的组织构架、后勤保障和专业知识，带动全社会进行健康、有序的志愿服务。”(文/本报记者 闵捷 通讯员 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