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减排 没有硝烟的博弈

　　随着全世界研发新能源脚步的加快，有人说世界已经步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全球都在为保护人类生存的这颗星球积极行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适时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发展战略，在保护全球气候的道路上身体力行。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正在消耗本已有限的资源。于是，很多流言飞语产生了。面对别人无意的误解，总是需要有人去解释；面对别人有意的曲解，总要有人去批判。于是，应对气候变化及低碳领域知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被推上了国际舞台，为了让世界更正确地理解中国的节能减排而积极奔走。

　　片段一

　　时间：2009年6月的一天

　　地点：潘家华的办公室

　　布鲁斯微笑着走进了潘家华的办公室，还没有坐下来就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煤炭商业化规模利用助推的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足迹遍布全球。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汽车的大规模普及，计算机高速公路的研发，工业的快速发展，把整个世界带进了石油时代。21世纪，应该是属于中国人的世纪，是可再生能源的世纪。”

　　潘家华对布鲁斯说：“如果没有革命性、技术性的突破，可再生能源只能是幻影。特别是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压力大，资金比较有限，技术水平也不高，如果使用高成本、不稳定、供给数量比较有限的可再生能源，那么，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就会被延缓。”

　　目前，各种可再生能源中，水电发展得很快，水平也很高；风电的状况就不是很理想，风具有不稳定性，而且风能对电网设施的要求特别高；太阳能利用的情况也不理想，有太阳辐射才能光伏发电，而且太阳能的能源比率很低。因此，21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还只能依靠传统的、低成本的、稳定的化石能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然后加速转向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使用，进而实现中国在21世纪后半段、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突破性和革命性的进展。

　　对于如何解决研发新能源费用的问题，潘家华认为只能通过发展来实现。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现在我国汽车的存量为7000万辆，每千人只有50辆。如果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拥有量(每千人550辆)的1/5,中国的汽车存量会达到1.5亿辆，每辆车征收1000元的汽车使用税，就会是1500个亿，用这些钱来研发电动车，研发新能源，将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片段二

　　时间：2009年

　　地点：华盛顿模拟联合国会议现场

　　2009年的一天，美国民主党派的进步中心把包括中国、印度、欧洲各国在内的二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召集到华盛顿，就全球气候安全问题召开了“模拟联合国会议”。当触及减排最核心的谁来减、减多少的问题时，气氛紧张了。

　　美方代表表示，每个国家排多少，就等比例地减排多少。但是印度代表不同意，因为印度人均碳排放量本来就很低，同比减少就更低了。模拟秘书长表示，那印度可以少减一些。中方代表也就是潘家华也表示不同意，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时期，不仅不会降低，还会持续增长一段时期，以现有排放为基础的等比例减排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会议只能形成小范围的磋商，讨论提出要从历史责任、现实能力、未来需求三方面来考虑减排任务分摊。从历史责任方面说，历史上排得多就多减，排得少就少减；从现实能力方面说，包括资金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现实能力强的就多减，能力弱的就少减，在这两点上没有分歧。但是当谈到未来需求时，不统一的声音出现了。美国提出未来需求很高，印度和中国现在的需求没有美国高，未来就是需求增加了也必须是有限增加。

　　潘家华表示，要对未来的需求加以区分。排放需求分为基本生存排放需求和奢侈浪费排放需求。印度与中国现在还属于摆脱贫困的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的碳排放是属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排放，在美国碳排放量中有一部分是为了基本需求的排放，但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奢侈浪费的排放。发达国家既有现实能力，又有历史责任，而且奢侈浪费的需求又很多，现在减排就要把奢侈浪费性的排放减少，多低碳发展。如果发达国家可以降下来的话，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提高碳排放量。

　　片段三

　　时间：2010年3月22日

　　地点：在伦敦召开的“关于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会议现场

　　这是一次关于应对金融挑战和气候挑战的会议。但是与会的代表却把矛盾的焦点指向了中国。会议上有人质问潘家华：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为什么要反对全球2050年温室气体比当前排放水平减半的减排目标？难道中国人不考虑未来吗？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有国家提出到2050年全世界的碳排量在现在的排放基础上减少50%%，这就是所谓的“50-50”减排计划，发达国家则减少80%%。面对这一方案，潘家华指出了三点不妥之处。

　　第一，逻辑上不对，减排应该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中国人负责任的态度就在于说出的话就要做到。我国现在已经制定了2010年和2020年的减排目标，之后才是2030年、2040年，最后才会是2050年的减排目标，这才是符合逻辑的。但是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对2020年的减排目标都不做承诺，或是承诺得不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谈2050年的减排计划就是一句空话。第二，是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两度的温升目标是全世界都认同的。但是从两度到温室气体的浓度的测算具有不确定性；从浓度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又具有不确定性。在这样的不确定性方面，我们更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探索。先明确两度的目标，在进一步研究之后我们会更精准地采取行动。第三就是公平性的问题。发达国家历史上、现在碳排放量高，未来排放还得高，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现在排放得低，未来排放得还要低。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在总量上各占50%%，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15吨，发展中国家2.5吨，按照上述的比例减排之后就会看到，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是3吨，发展中国家是两吨。这样的碳排放量对发达国家来说已经够了，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完成。但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碳排放，减排之后他们就没有了足够的排放空间，这样显然是不公平的。

　　当然，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考虑。2007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4.6吨，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而且已经超过全球人均4.4吨的水平。据统计，印度的人均碳排放量只有1.3吨，孟加拉国0.28吨，埃塞俄比亚0.08吨，因此，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减排20%%的任务很可能由中国来担负。但是中国又不可能减排这么多。面对这样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需要的不是急着承诺，而是认真地讨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减排。因此中国不但没有劫持哥本哈根会议的进程，反而保证了决议的可实现性和科学性。

　　潘家华表示，在未来的节能减排道路上，中国需要的是“高歌稳进”，绝不可以高歌猛进，也不可以无所作为。要节能，要减排，要应对气候变化，要营造一个很好的保护环境的舆论氛围。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猛进的话首先是很可能会出现大跃进式的发展，反而会使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减慢，严重时还会造成经济衰退；其次就是容易造成如同拉美经济发展似的“夹生饭”，经济的发展始终停滞不前，工业化始终不能完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使中国的发展进程无限往后延长。 (《经济》记者 陈颖 邢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