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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做公益推动社会创新

2015年11月23日 15:26  新浪公益

  这是第十个故事,主人公叫徐永光。

  人前的徐永光,总是笑容可掬,平易近人,但是,这位“好好先生”抨击时事毫不含糊,往往辣味儿十足。他从中国公益事业的荒芜期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而后深耕细作,是中国公益界“教父级”的人物。

  说起徐永光,故事得从“希望工程”讲起。

  1978年,29岁的徐永光从温州邮电局抽调到北京,参与共青团“十大”的筹备工作,8年后,他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当时,中国改革气氛很浓。徐永光回忆,他在团中央提出了很多改革的设想,但发现阻力很大,根本不可能实现。有人甚至直接说:“团中央出了个叛徒。”据说,在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选举时,徐永光差点落选。按他的说法,“在体制里,一定要按照那个轨道去做事情,有很多规定动作和规定语言,不自由。”

  很快,共青团十二大后,徐永光便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朋友不解,若按照此轨迹,“他甚至可能成为一名大官!”至今,徐离开官场20多年了,家中年近百岁的老母亲每每见到他,还会念叨一句话,“永光,回去做官了吗?”徐永光说,“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她头脑中,除了上帝,就是做官。可见,官本位就是中国的宗教”。

  按徐永光的说法,很多人觉得他不正常。但他不以为然,“我就是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徐永光的决定,于中国公益界而言,或有特殊意义。恰如其语,“离开体制,不过是让中国少了一个不大不小、可多可少的官,却多了一个希望工程”。

  1989年,徐永光创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推动“希望工程”——这个名字,估计所有人都不陌生。

  据说,青基会成立之初,帐面上只有10万元的注册资金、1万元的办公经费。这让团队很是发愁:这样一个中国特色,没有钱的基金会,做事情只能靠募捐。但谁愿意给你捐款?徐永光们想到了贫困的农村地区、落后的教育生态。他们决定由此着手。大名鼎鼎的“希望工程”因此而生。

  “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张胜利。”至今,徐永光仍清楚记得希望工程正式公布前,他们发出的首封筹款信里的几句话,“请你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爱心。”——“奉献爱心”这个词,是徐永光从信奉基督教的母亲那里学来的。

  当时,徐永光带着不到十人的青基会团队,照着企业黄页上的地址一封封地发筹款信,“上班就写信封,下了班还带回去让家人帮忙一起写。”据说,这招是徐永光从温州老乡推销员那里学到的技巧。

  不久后,这则关于贫困失学儿童张胜利的故事得到了热烈反响,一笔笔捐款随之而来,社会舆论也有了回应:帮助贫困儿童,是件好事,希望你们能做好。徐永光开始觉得,“这事有谱了。”

  那时,许多人给希望工程捐了钱,其中包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的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份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青基会工作人员几经调查,才确认捐款人就是邓小平。

  这一年,希望工程的威力“爆炸”了。据统计,当年救助人数突破了32万,获得捐款过亿。其社会影响力之大,乃至若干年后,说起慈善公益,老百姓第一反应仍是想到希望工程。

  不过,希望工程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行事大刀阔斧的徐永光也遭过质疑。1994年年初,香港杂志刊载文章《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随后,质疑声铺天盖地袭向希望工程。据说,青基会全年捐款收入比预期少了1600万;香港每个月近300万的捐款,在报道后下降到近乎零。

  为了挽回名誉,徐永光决定起诉杂志。这个官司,一打就是六年。

  有意思的是,在外界看来,这或许是徐永光最艰难的时刻。但他本人似乎表现得很从容。在香港诉讼开庭的半个月里,他带着团队,到电影院看了11部奥斯卡获奖片。

  三个月后,判决结果出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到了2002年,徐永光又陷入了一场“投资风波”。数家媒体发出质疑,“希望工程违规投资”、“徐永光涉嫌腐败”。这次,徐永光被推到了舆论的靶心,旁人都替他捏一把汗,但徐永光并不着急。

  “有一次,有人给我拿来了一大摞别人攻击我的文章,我翻了翻。第二天到单位,大家问我怎么应对处理?”徐永光笑说:“我就愣了一下,说,对不起,昨晚没想起这件事,就睡着了。”

  后来,经过审计、核查,这场风波逐步平息,希望工程发展也上了轨道。徐永光开始思考:应该功成身退了。

  2005年,徐永光请辞离开青基会。

  彼时,国内慈善市场处于迅猛上升期,《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允许民间力量独立成立基金会。这一次,徐永光想要参考欧美国家,办一家纯民间、资助型的私募基金会。

  2007年,徐永光与同乡好友周庆治一拍即合,共同筹划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很快,机构相继推出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及社会融合问题的“新公民计划”、资助优秀青年公益人、公益机构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和“景行计划”等。如今,南都基金会被视为行业标杆性的基金会之一。

  2010年,由徐永光牵头,国内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上线。2012年,中基透明指数FTI上线试运行—这是中国第一份基金会透明指数。

  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曾惊呼:“那些质疑中国慈善行业透明度的人们,请快点跑到你的电脑前,登陆中基透明指数网站,看看2000多家中国基金会领导人们共同完成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指数平台!”

  三年后,徐永光觉得,这事差不多也成了。于是,他再次选择“退位”。

  如今,年逾花甲,回忆过往,徐永光想来依然兴奋,“希望工程那十几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人生不可超越的阶段。”而现在,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推动“公益市场化”、“社会创新”等领域。

  有意思的是,为人和善的徐永光常在笑眯眯的状态下对中国公益提出尖锐的批判:

  2013年5月,在无锡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徐永光痛斥“官办慈善”:不伦不类、人格分裂;不思改革、固守利益;自甘堕落、麻木不仁;拖累行业、伤害社会;再不开刀,误国误民!

  NGO的小伙伴听徐永光批“官办慈善”,觉得很解气,但后来,徐永光送了草根NGO十二句话,更尖刻:开会自娱自乐,或者隔靴捎痒;培训当成盛宴,吃住有人埋单;眼里没有市场,端着金碗要饭;自侍道德优越,低效也很心安;领导总有理想,员工跟着喝汤;与其苟延残喘,不如趁早关张!

  徐永光在中国公益界地位很高,甚至有人将之称为“公益教父”。徐永光听到这个说辞后,连说:“岂敢岂敢!”在他看来,这个行业仍有许多不足。“作为老一辈,我总觉得对行业有未竟的责任。或许太在乎了,有时出言不恭。”

  他这样活着。在别人自我陶醉的时候,他选择当头棒喝;在别人坐而论道的时候,他选择坐言起行。这是他为这个国家负责任的方式。

  关键是,这样活着,很酷!

  中国财富:现在,工作大概会占据你生活的多少时间,是否觉得对家庭有所欠缺呢?

  徐永光:我觉得我一天工作起码六七个小时,不会超过这个度。要么写东西,谈话,或者是开会、参加论坛。晚上基本就不工作了,上上网,看看电影。我是电影酷爱者,也特别喜欢看美剧,包括《纸牌屋》、《白宫风云》这类政治剧,也喜欢《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破产姐妹》这类喜剧,凡数得上名的我基本都会看。

  对于家庭,我还是略感欠缺。不过我还是有一些自己机动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每年我都会跟家人出国旅游一次。

  中国财富:离开体制,决定一辈子做公益,你怎么看自己的人生轨迹?

  徐永光:离开体制的时候,别人对我的评价是超凡脱俗;做希望工程,人家说我超凡入胜;朋友说,我现在应该走人生的第三个境界,叫超胜入凡。最后应该是回归人本身的一种状态,比如回归田园。我现在需要追求的是第三个境界,要回归人真正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中国财富:你连续两年都担任责任中国年度公益盛典评委会主席,怎么看待这个奖项?你个人倾向于选择怎样的公益项目?

  徐永光:关于这个奖项,有一点我是比较高兴的:不论是当选的,还是没有当选的项目、人物、机构,我觉得它们的质量反映了这个行业最好的水平,代表了中国公益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引领整个行业创新、突破,注重效率的。

  所以我对责任中国是非常寄予厚望的,也愿意多做些事情,我觉得整个评选工作的操作、规则的掌握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它在中国的公益评选中有很好的口碑,是很被行业认可的。我在做评委会主席的时候,一定会把它做好!

  最后,徐永光有话对大家说:我在推动社会创新,这是我的“责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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