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做公益推动社会创新

　　这是第十个故事，主人公叫徐永光。

　　人前的徐永光，总是笑容可掬，平易近人，但是，这位“好好先生”抨击时事毫不含糊，往往辣味儿十足。他从中国公益事业的荒芜期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而后深耕细作，是中国公益界“教父级”的人物。

　　说起徐永光，故事得从“希望工程”讲起。

　　1978年，29岁的徐永光从温州邮电局抽调到北京，参与共青团“十大”的筹备工作，8年后，他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当时，中国改革气氛很浓。徐永光回忆，他在团中央提出了很多改革的设想，但发现阻力很大，根本不可能实现。有人甚至直接说：“团中央出了个叛徒。”据说，在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选举时，徐永光差点落选。按他的说法，“在体制里，一定要按照那个轨道去做事情，有很多规定动作和规定语言，不自由。”

　　很快，共青团十二大后，徐永光便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朋友不解，若按照此轨迹，“他甚至可能成为一名大官！”至今，徐离开官场20多年了，家中年近百岁的老母亲每每见到他，还会念叨一句话，“永光，回去做官了吗？”徐永光说，“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她头脑中，除了上帝，就是做官。可见，官本位就是中国的宗教”。

　　按徐永光的说法，很多人觉得他不正常。但他不以为然，“我就是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徐永光的决定，于中国公益界而言，或有特殊意义。恰如其语，“离开体制，不过是让中国少了一个不大不小、可多可少的官，却多了一个希望工程”。

　　1989年，徐永光创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推动“希望工程”——这个名字，估计所有人都不陌生。

　　据说，青基会成立之初，帐面上只有10万元的注册资金、1万元的办公经费。这让团队很是发愁：这样一个中国特色，没有钱的基金会，做事情只能靠募捐。但谁愿意给你捐款？徐永光们想到了贫困的农村地区、落后的教育生态。他们决定由此着手。大名鼎鼎的“希望工程”因此而生。

　　“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张胜利。”至今，徐永光仍清楚记得希望工程正式公布前，他们发出的首封筹款信里的几句话，“请你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爱心。”——“奉献爱心”这个词，是徐永光从信奉基督教的母亲那里学来的。

　　当时，徐永光带着不到十人的青基会团队，照着企业黄页上的地址一封封地发筹款信，“上班就写信封，下了班还带回去让家人帮忙一起写。”据说，这招是徐永光从温州老乡推销员那里学到的技巧。

　　不久后，这则关于贫困失学儿童张胜利的故事得到了热烈反响，一笔笔捐款随之而来，社会舆论也有了回应：帮助贫困儿童，是件好事，希望你们能做好。徐永光开始觉得，“这事有谱了。”

　　那时，许多人给希望工程捐了钱，其中包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的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份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青基会工作人员几经调查，才确认捐款人就是邓小平。

　　这一年，希望工程的威力“爆炸”了。据统计，当年救助人数突破了32万，获得捐款过亿。其社会影响力之大，乃至若干年后，说起慈善公益，老百姓第一反应仍是想到希望工程。

　　不过，希望工程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行事大刀阔斧的徐永光也遭过质疑。1994年年初，香港杂志刊载文章《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随后，质疑声铺天盖地袭向希望工程。据说，青基会全年捐款收入比预期少了1600万；香港每个月近300万的捐款，在报道后下降到近乎零。

　　为了挽回名誉，徐永光决定起诉杂志。这个官司，一打就是六年。

　　有意思的是，在外界看来，这或许是徐永光最艰难的时刻。但他本人似乎表现得很从容。在香港诉讼开庭的半个月里，他带着团队，到电影院看了11部奥斯卡获奖片。

　　三个月后，判决结果出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到了2002年，徐永光又陷入了一场“投资风波”。数家媒体发出质疑，“希望工程违规投资”、“徐永光涉嫌腐败”。这次，徐永光被推到了舆论的靶心，旁人都替他捏一把汗，但徐永光并不着急。

　　“有一次，有人给我拿来了一大摞别人攻击我的文章，我翻了翻。第二天到单位，大家问我怎么应对处理？”徐永光笑说：“我就愣了一下，说，对不起，昨晚没想起这件事，就睡着了。”

　　后来，经过审计、核查，这场风波逐步平息，希望工程发展也上了轨道。徐永光开始思考：应该功成身退了。

　　2005年，徐永光请辞离开青基会。

　　彼时，国内慈善市场处于迅猛上升期，《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允许民间力量独立成立基金会。这一次，徐永光想要参考欧美国家，办一家纯民间、资助型的私募基金会。

　　2007年，徐永光与同乡好友周庆治一拍即合，共同筹划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很快，机构相继推出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及社会融合问题的“新公民计划”、资助优秀青年公益人、公益机构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和“景行计划”等。如今，南都基金会被视为行业标杆性的基金会之一。

　　2010年，由徐永光牵头，国内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上线。2012年，中基透明指数FTI上线试运行—这是中国第一份基金会透明指数。

　　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曾惊呼：“那些质疑中国慈善行业透明度的人们，请快点跑到你的电脑前，登陆中基透明指数网站，看看2000多家中国基金会领导人们共同完成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指数平台！”

　　三年后，徐永光觉得，这事差不多也成了。于是，他再次选择“退位”。

　　如今，年逾花甲，回忆过往，徐永光想来依然兴奋，“希望工程那十几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人生不可超越的阶段。”而现在，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推动“公益市场化”、“社会创新”等领域。

　　有意思的是，为人和善的徐永光常在笑眯眯的状态下对中国公益提出尖锐的批判：

　　2013年5月，在无锡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徐永光痛斥“官办慈善”：不伦不类、人格分裂；不思改革、固守利益；自甘堕落、麻木不仁；拖累行业、伤害社会；再不开刀，误国误民！

　　NGO的小伙伴听徐永光批“官办慈善”，觉得很解气，但后来，徐永光送了草根NGO十二句话，更尖刻：开会自娱自乐，或者隔靴捎痒；培训当成盛宴，吃住有人埋单；眼里没有市场，端着金碗要饭；自侍道德优越，低效也很心安；领导总有理想，员工跟着喝汤；与其苟延残喘，不如趁早关张！

　　徐永光在中国公益界地位很高，甚至有人将之称为“公益教父”。徐永光听到这个说辞后，连说：“岂敢岂敢！”在他看来，这个行业仍有许多不足。“作为老一辈，我总觉得对行业有未竟的责任。或许太在乎了，有时出言不恭。”

　　他这样活着。在别人自我陶醉的时候，他选择当头棒喝；在别人坐而论道的时候，他选择坐言起行。这是他为这个国家负责任的方式。

　　关键是，这样活着，很酷！

　　中国财富：现在，工作大概会占据你生活的多少时间，是否觉得对家庭有所欠缺呢？

　　徐永光：我觉得我一天工作起码六七个小时，不会超过这个度。要么写东西，谈话，或者是开会、参加论坛。晚上基本就不工作了，上上网，看看电影。我是电影酷爱者，也特别喜欢看美剧，包括《纸牌屋》、《白宫风云》这类政治剧，也喜欢《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破产姐妹》这类喜剧，凡数得上名的我基本都会看。

　　对于家庭，我还是略感欠缺。不过我还是有一些自己机动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每年我都会跟家人出国旅游一次。

　　中国财富：离开体制，决定一辈子做公益，你怎么看自己的人生轨迹？

　　徐永光：离开体制的时候，别人对我的评价是超凡脱俗；做希望工程，人家说我超凡入胜；朋友说，我现在应该走人生的第三个境界，叫超胜入凡。最后应该是回归人本身的一种状态，比如回归田园。我现在需要追求的是第三个境界，要回归人真正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中国财富：你连续两年都担任责任中国年度公益盛典评委会主席，怎么看待这个奖项？你个人倾向于选择怎样的公益项目？

　　徐永光：关于这个奖项，有一点我是比较高兴的：不论是当选的，还是没有当选的项目、人物、机构，我觉得它们的质量反映了这个行业最好的水平，代表了中国公益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引领整个行业创新、突破，注重效率的。

　　所以我对责任中国是非常寄予厚望的，也愿意多做些事情，我觉得整个评选工作的操作、规则的掌握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它在中国的公益评选中有很好的口碑，是很被行业认可的。我在做评委会主席的时候，一定会把它做好！

　　最后，徐永光有话对大家说：我在推动社会创新，这是我的“责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