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郑卫宁“用制度代替我”

　　10月25日上午，郑卫宁推门走进残友集团的小会议室，一屋子的人看着这位年近花甲、与死神抗衡一生的男人，一向坐轮椅的他，这次选择蹒跚着走到座位上，萎缩的双腿让裤管看上去空荡荡，“刚输完液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大家！”

　　这位帮助中国3000多名残疾人解决就业的老人，去年辞去了集团中的最后一个职务。一年间，他和他的残友究竟如何？

　　不选择死就好好活

　　“因为一生下来就有这样的疾病，所以，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如影相随，早都习惯了。”说话时，郑卫宁眼镜后面满是笑意的眼里闪现着一种洞悉生死的达观。

　　1955年，郑卫宁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在这个有着传男不传女的血友病遗传病史家庭中，舅舅和外公都没活过47岁，“母亲回忆说，给我喂奶的时候，奶瓶放得重了一点，血就从奶瓶里翻出来了，她知道，家里又多了一个患者。”

　　郑卫宁所患的甲型血友病又叫第Ⅷ因子缺乏症，是一种严重的遗传病，患者全身缓慢持续渗血，出血部位极为广泛，常常反复发生，形成血肿、关节变形。

　　“非常非常痛苦。”郑卫宁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感受。

　　血友病患者需要不断通过输血来补充缺乏的凝血因子。1995年，为了让儿子能输上安全的新鲜血浆，72岁的老母亲带着郑卫宁从武汉搬到当时全国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深圳。

　　能活下去了，但轮椅上的郑卫宁不知道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城市中自己能做什么，他开始通过不停地读书试图改变绝望的感觉。1997年前，郑卫宁曾经三度自杀，“最后一次都已经爬到平台上准备跳下去了，被家人发现了。”

　　在家人的劝说和鼓励下，郑卫宁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准备为有价值的人生“放手一搏”。他用母亲去世前留下的一套房子和30万元“救命钱”招来了四个残疾人，大家一起学电脑准备创业。

　　把局限“掷出窗外”

　　信息时代让郑卫宁看到了残疾人的希望。

　　“过去靠体力生存的时代，残疾人没有办法创造自己的价值，但现在信息时代来了，只要我们有健全的大脑，我们就能发挥出自己的才智。”从此，郑卫宁被互联网深深吸引。

　　招来四位残疾朋友后，大家一起办起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由于自身为残疾人，五个人知道残疾人最需要什么信息，政策、出行、如何守望相助，很快，丰富实用的内容就获得了全国各地残疾人的关注，也因为这种关注，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找到了郑卫宁，并加入到了“残友”的队伍中。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海军是在2003年来到残友的。

　　“这么多年我跟随郑大哥领会到，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传统的概念固化住了，不是我们不能做，是我们按照传统以为自己不能做。”刘海军说。

　　美国第26任总统罗斯福曾在早餐时把一截儿香肠用力掷出窗外，此后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而郑卫宁也在看到了残疾人真正的局限在于内心后，与残友们一道用力把自身的局限与社会的歧视远远掷出窗外。

　　郑卫宁的“告别”

　　15年间，“残友”从社会服务到高科技产业全方位发展，如今的“残友”是一个在全国包括港、澳、台拥有33家社会企业，1家基金会和8家社会组织的大型公益社企平台，3760名员工都唤郑卫宁为“大哥”。

　　大亚湾核电站、中国银行、华为的一些高科技业务都交给了残友，残友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坚持向世界证明着自己的价值。

　　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和对自己身体的考虑，2007年开始，郑卫宁开始了有意识的“去郑卫宁化”。

　　“家族里患病的男性谁都没有活过47岁，我现在的年纪和身体状况都超预期了。再有，人都有七情六欲，如果权利一直在我手里，有一天，一个多年帮助我的义工，让我违规帮助他一件事，我就可能会帮，这事儿有了第一件就有第二件。所以我得交权，得用制度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为了这个目标，郑卫宁先后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把自己集团的资产全部捐献出来成立了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使基金会成为30余家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老板”，让整个集团平台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公益事业；二是辞去集团董事长的职务。

　　现在的郑卫宁虽然在集团里不再任职，但生活的重心仍围绕着“残友”。

　　“我退了两年基本很成功，我退后没有所谓的接班人，只有接班的制度。我们现在的管理制度，残友集团相当于行政，社会组织相当于司法，基金会来立法，基金会掌控‘残友’99%的股份，这样就防止了垄断。”制度是让郑卫宁最放心的选择。

　　相信可以走过去

　　在“残友”，最能坦然看待“去郑卫宁化”的是郑卫宁自己，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还是不容易接受真的失去大哥的情况。

　　田英是残友们最热爱的知心大姐，从8年前与郑卫宁当邻居开始，就有感于郑卫宁的艰苦努力，开始了义务做饭生涯，“那时我只要没事就上楼去给他和家里的残友们做饭。”

　　家族在埃及拥有企业的田英是名副其实的富人，然而4年前，她毅然选择退出商界，每天开着奔驰车来为残友员工们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开始也不想开车，但换车实在太不方便了，耽误时间。”脚踏黑布平底鞋、身系花围裙、戴着黄袖套，正在洗菜的田英说。

　　谈起这位老邻居，郑卫宁再次表达了感恩。

　　“对于残友来说，大哥个人的影响力太大了，无论是对每一个员工，还是对残友的对外形象，客户和市场的认可度，如果大哥有一天真的走了，我想影响会很大，不知道会怎么样。”坐在桌边说起这个话题，田英语调变得有些沉重。

　　“大哥真离开了，影响肯定会有，但究竟有多大，现在也说不好。”刚入职两个月的一位员工说。

　　员工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多年来，郑卫宁的个人感召力对于“残友”来说，无论在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影响力上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超越还是超越

　　“合作项目时，残友员工们的态度和能力超出我们的预期。”10年间一直关注并支持着残友集团的网宿科技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评价与残友合作的感受。

　　“还有两个喜讯能说明残友的水平：一个是8月份的时候，残友刚刚通过了美国的CMI5级认证，这个认证不仅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同时还对员工们整体协作能力的认可；第二个是英国年度社会企业评选，全球共评上五家，其中就有残友集团，我们特别自豪。”郑卫宁边挥动手臂边说。

　　据了解，能拿到CMI5级的企业在全国都不多见，知名企业华为也只拿到了CMI4级认证，而英国的年度社会企业评选，进一步证明了“残友”的社会价值：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通过企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本来想把“残友”模式复制到欧洲的计划最近发生了点变化，因为在新疆喀什分公司的成功运营，有阿拉伯国家主动找到了“残友”，“中东国家的残疾朋友根本不用为生存发愁，太有钱了，但他们同样渴望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看来，我们的海外复制先从阿拉伯国家开始了。”患有糖尿病要及时吃饭的郑卫宁，拿着面包开心地说。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从生存到死亡、从创业到残疾群体的人生价值，郑卫宁兴致高昂地说着，面包只吃了一小口。

　　“我几乎活过了血友病人的生命极限，所以每一天醒来，我都特别感恩。”

　　57年与死神相伴的岁月，让死亡已经成为郑卫宁生命动力的一部分，生命存在一天，他就努力比常人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