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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憨儿洗车”:品牌响起来 孩子奔未来

2018年04月09日 11:37  中国青年报

  和大多数上班族一样,每天早上,陈星佑都会准时从位于南山区的家里离开,独自搭上328路公交车,穿过半个深圳,并在8点15分前到达位于福田区凯丰路上的这家喜憨儿洗车中心,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和正常上班族不同,陈星佑是一位重度智障患者,但在“喜憨儿”洗车行,陈星佑是一名正式员工,每天,他要和同为喜憨儿的几位小伙伴们一起,完成30多台车的清洗工作。

  在小团队里,陈星佑负责清洗车轮,最初,他只能固定清洗一个轮胎,工作2年多后,如今,他已经可以独自完成四个车轮的清洗工作,还能帮着同伴冲水、打泡沫。

  工作两年多来,陈星佑和他的伙伴们累计洗车3万多次。“喜憨儿洗车”这个品牌也从深圳走到了长春、银川等城市,拥有了9家分店。

  想给孩子一个未来

  喜憨儿是心智障碍者的代称,包括智障、脑瘫和自闭症人群等。据了解,喜憨儿在人群中的比例约为千分之一,数据显示,在中国,喜憨儿家庭至少有1200万。

  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创始人曹军就是一个喜憨儿的父亲,儿子在几个月时就被诊断为“轻度智障”。成为喜憨儿家长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曹军,那就是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即使有再多的财富,父母不在了,谁来照顾他们?这显然不是仅拥有财富就能解决的问题。

  随着儿子渐渐长大,曹军在焦虑之余,开始考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他放弃了投资领域的工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去国内外各地考察。

  实际上,心智障碍者一直被认为是所有残疾人中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之一,曹军发现,传统的一些安置方式比如从事手工串珠子、叠纸袋,因为没有市场的刚性需求,仅仅靠义卖博同情,并不是能够长久的模式。虽然也有一些爱心企业提供少量岗位给喜憨儿就业,但对庞大的群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严峻的是,无论是餐饮店还是工厂流水线,需要团队合作的岗位其实都并不适合喜憨儿长期就业。

  “仅仅依靠爱心和道德是行不通的”,曹军认为,必须找到适合喜憨儿的工作模式。在对这个群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曹军觉得,洗车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和其他残障类别比较,喜憨儿劣势主要表现在思考能力的欠缺,而他们大运动能力并不差,能听、能看、能跑、能跳,这是他们的优势,曹军说,像洗车这样的工作,通过培训,喜憨儿完全可以胜任。“我们把洗车的流程简单化,简单到适合他们来做,一个人做不了,就团队一起上,把能力不同的孩子搭配在一起,适合擦玻璃的擦玻璃,能吸尘的负责吸尘,更主要的是,这些孩子看起来是死心眼、一根筋,但没有偷懒的意识,做事不厌其烦且特别认真,劣势反而可以转化成优势。

  “心智障碍仅仅是某些能力不足,就像近视一样,有了眼镜,近视就不构成障碍。我们也要给喜憨儿做一副‘眼镜’,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曹军说。

  曹军的想法得到了其他喜憨儿家长的认可,10个家长每人凑10万元,2015年8月,喜憨儿洗车中心正式开业,陈星佑等9名喜憨儿成为首批员工。

  团队合作 能力互补

  冲洗-打泡沫-擦车-冲洗-擦车,在正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五个动作,对这些喜憨儿来说,却是艰难的自我挑战。

  为了帮助他们达到洗车所需的能力,曹军按实际操作标准自主研发了一个专供洗车使用的测评模块。这个模块以一般车型尺寸为标准,通过18宫格标线模拟出洗车所需的运动范围,训练和评测他们的观察范围和操作能力。

  最容易观察和清洗到的中间部分,分值最低,四个角相对来说最难,分值也最高,曹军介绍说,通过这个系统的培训,这些喜憨儿的技能逐步得到提升。

  而在实际的洗车流程中,根据各自的能力情况,曹军把这些员工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安排到洗车的不同环节,通过分工协作、团队作业的工作模式完成一辆车的清洗。像冲水、打泡沫等比较精细的工作会给轻度的孩子多分配点,重度的孩子可能只分配一个工作,像是清洗轮胎、倒垃圾等。

  “在喜憨儿群体中,轻度心智障者孩子只占到5%,而95%是中度和重度的孩子,所以在选择时不能择优,要让能力最差的孩子们也能工作,虽然岗位不同,但这些孩子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因此大家的工资待遇也是一样的”。

  平等对待,是最大的尊重

  一个月工作结束后,员工们都能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2130元的工资,通常,这也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员工李纪政告诉本报记者,他要在这里好好干,多攒钱,将来娶媳妇。“我哥哥生了一个儿子,将来我要生个女儿,这样,我妈妈就有孙女了”。

  除了工作,洗车行还专门聘请了两位特教老师培训孩子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包括文化课、精细运动、康复训练和体能训练等。从最开始由家长接送,在反复的练习下,这些孩子开始慢慢学会自己坐公交、挤地铁来上下班,有的孩子还学会了使用共享单车。

  更让曹军开心的是,越来越多的顾客,开始忽视这些人喜憨儿的身份,这说明他们具备了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曹军看来,前来洗车的顾客要求其实不高,在价格相当的基础上,一是洗车的时间不要过长,二是干净程度不要打折,这两点,孩子们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到。

  在开业之初,很多顾客会多给钱或者不要找零钱,碰到这种情况,曹军都要求孩子们退回去,他觉得,从商业的角度而言,这种行为不能长久,对其他客户而言,这也是一种爱心绑架。“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让服务得到顾客的认可,愿意来这儿办卡成为回头客,这才能说明车行是成功的”。

  所以,第一次有顾客问抛光打蜡能不能便宜点时,曹军觉得特别开心,“客户已经没有把我们当成特殊人群看待,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尊重,冲着这分平等看待,我当时就给他免了单”。

  随着媒体的报道,如今,曹军和他的喜憨儿洗车中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除了慕名而来的车主,几乎每天都有患儿家长登门,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来这里上班。在办公室的一本登记册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上百名登记者的信息。

  来自甘肃的种新来就是其中一个。因为脑瘫,种新来此前一直待在家里,虽然父母坚持带他做康复训练,但由于生理心理等因素,整个人变得越来越焦虑。偶然在新闻中看到了喜憨儿洗车中心,他告诉妈妈:“这个活儿我可以做。”这份工作让种新来的精神好了很多,今年春节,他还一个人坐火车回甘肃去看望了爸爸妈妈。

  曹军说,一家洗车行能解决10多名喜憨儿的就业问题,深圳有近百个街道,如果每个街道办一家,就能解决上千名喜憨儿家庭的困难。实际上,对曹军来说,在深圳复制更多的喜憨儿洗车中心并非难事,有很多爱心企业也愿意一起来做这件事。真正难的是,洗车行运营起来的成本太高,除了员工工资,还有场地租金、特教教师的工资等不小的开支,他呼吁,有关部门出台的扶植政策能更好地落地,真正帮助他们把这种成功模式复制开来。

  “就像盲人按摩一样,喜憨儿洗车,同样可以成为一个社会认可的职业品牌。”在曹军的规划中,洗车行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在解决就业的同时,如果还有盈利能力的话,我们最终目标想要创建一个托养中心,他们有能力工作的时候,就到洗车行来工作,当他们年龄大了、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住进托养中心,老有所居、老有所依,从而彻底解决喜憨儿家长们的担忧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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