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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生长

震后生长
2018年03月07日 15:15 中国青年报
玉树地震时获救的孩子玉树地震时获救的孩子
2018年,大家一起过年2018年,大家一起过年
益童成长中心的墙上贴满了奖状益童成长中心的墙上贴满了奖状
何江萍给孩子们包饺子何江萍给孩子们包饺子
益童之家的孩子在水边画画益童之家的孩子在水边画画

  2018年3月2日,何江萍照例起了个大早,今年寒假她一直住在位于北京天通苑的益童成长中心。她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前一天回家睡下都已是凌晨1点多。

  女生的宿舍马上要开始装修,最后一批东西这一天就要整理出来。假期结束,孩子们的演出服都该收拾起来了,等到下一个演出时期再拿出来。这里常驻的35个孩子平时都住校,大部分已经陆续回了宿舍,最后一批舞蹈特长生第二天也要返校了,正在收拾行李。

  媒体来了,她抽出时间招呼;派出所的片警来宣传安全须知,她出面接待。下午她还得赶回医院继续输液。这位60岁的老人,手臂上还插着留置针头。

  她站在益童之家的客厅中央指挥着孩子们摆桌吃早饭,顺道发现了纰漏:“昨晚的桌子怎么没擦?昨天是谁值日?”一个男孩站了出来,小声认了错,拿了抹布补救。何江萍批评了他几句,语气就像平常人家的妈妈在跟儿子说话。

  益童之家里,受她照顾的孩子最多时有102个。他们来自青海和甘肃,8年前发生在玉树的一场地震,让他们成为孤儿。在这些孩子眼中,何江萍不只是一个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员,而是一个更亲近的角色——“老妈”。

  何老妈忙完了一轮,终于腾出了时间,从笼屉里捡出一个剩下的馒头,就着豆腐乳吃了。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间,她匆匆填饱肚子,又赶紧走到厨房,揪着一把蒜薹开始择菜。这天是元宵节,老妈还想给孩子们煮些元宵吃,“毕竟是过节”。

  阳台上,刚养了不久的两只大狗正懒洋洋地趴着晒太阳。客厅里,孩子们围在桌边预习新学期的功课。厨房里,何江萍手里择着菜,另一位工作人员杨文博正在颠勺,满是烟火气息。

  对这些玉树孤儿来说,何江萍给了他们一个家。

  “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听见了,就你一个人没听见!”

  索南兰周的家,是在2010年4月14日被夺走的。

  凌晨5点多,他和家里人还在睡着,感觉到一阵晃动,从睡梦中醒来了。他们走到院子里,晃动停止,大地仿佛平静了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地仍然是平静的,夜色褪去,天际出现一抹曙光。索南兰周和他的家人都以为是虚惊一场,事实上,不止他们一家这样认为。许多从房子里跑出来的人,又陆续回到了屋子里。

  7点多,索南兰周如同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早上是晨练的时间,这个初中生站在操场上,等待其他同学。

  他先听到的是声音。

  即使过去了8年,那一天的一切,他依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出来。那种古怪的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像打雷,又像是什么东西撕裂了,难以分辨出声源是远是近。索南兰周此前从没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此后也没有。

  那是地里发出的声音,当地震发生在表土层较薄的山区时,一部分地震波传入空气,变成声波,就会形成这样的声音。地声的出现,有时是在大地震动之前,就像一声悲鸣,预示之后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是一场7.1级的地震,发生在7点49分,地震震中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深度14千米。

  地震发生时,索南兰周离教学楼不到100米。那座楼在他眼前“像豆腐一样从中间裂开,像被一把巨斧劈成了歪歪扭扭的两半,然后倒塌了”。他听到身边有女同学嚎啕大哭,而他在那一瞬间,大脑是空白的。

  “还有好多老师和同学,还在教室里。”他沉默了一会儿,对记者说。

  他一路从学校跑回了家,然后发现,家没了。无论是亲人还是房子,都不复存在。用了8年的时间,索南兰周才能直面伤痛,重新回顾那段经历。“是老妈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勇气。”他说。

  阿周也是在那一天成了孤儿,当时他才6岁。这个小男孩看着自己的母亲从废墟里被挖出来,头发蓬乱,沾满了泥土和血迹。

  阿周一度和奶奶走散了,被暂时送到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儿慈会),何江萍是孤儿救助项目的负责人。她给阿周洗澡,照顾他的起居。小男孩几乎每个晚上都做噩梦,梦到母亲最后的样子。何江萍只能用拥抱来安慰他。

  8岁的小包子在地震来临的那一刻,被继父猛地推出了屋子,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砸成了一片瓦砾。他的继父、母亲、哥哥姐姐,以及1岁半的弟弟都还在屋子里。从那天之后,他家的户口本上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带着女儿去玉树援助建设的单亲父亲留下了唯一的女儿。在屋子外放羊的兄弟俩一扭头,家就没了。

  当时送到何江萍身边的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2岁半。

  因为乳腺癌,何江萍那时已离职在家,休养了四年多。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她动过收养一个地震孤儿的念头,但因为身体原因放弃了。2010年,中华儿慈会成立之初,何江萍身体已经好了许多,朋友把她介绍了过去。

  玉树地震发生后,何江萍立刻动身赶赴青海。老伴儿匆匆取了钱准备捐款,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身体并不算好的妻子从那一年的4月之后,会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一副多么重的担子。

  何江萍回忆,“当时儿慈会也是刚成立不久,没想一个多月后,玉树地震就发生了。”

  作为一个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华儿慈会主要对孤儿、流浪儿等有特殊困难的少年儿童提供生存、医疗、成长等方面的救助。玉树地震发生后,浙江新湖集团将其捐助的一笔5000万元人民币的款项,指定用于玉树救灾,设立“新湖·玉树”专项基金。中华儿慈会联合共青团青海省委,开始实施“百名孤儿成长救助计划”,由益童成长中心负责,有1000万的专项基金划拨给了这个计划。

  102名玉树孤儿成为这个计划的救助对象,其中有100名藏族孩子,1名土家族,1名汉族。益童之家承诺,抚养他们到18岁成年。

  何江萍在灾区挨家挨户地跑,一家一家地找到一些孩子还活着的监护人,签监护权转移协议。阿周的监护权暂时没拿到,他被送回了奶奶身边。20多天过去了,何江萍该回京了,她不想放弃阿周,再次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这次,奶奶同意了。下午,孩子被送到了何江萍眼前。

  “20多天没见,你想不想我?”何江萍问他。

  阿周扭过头,像是在跟她赌气。何江萍乐了,她猜这孩子可能是埋怨自己这么久没去看他,就逗他:“小白眼儿狼,白疼你啦。”

  小小的男孩一下就恼了,转过头看着何江萍,叫道:“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听见了,就你一个人没听见!”

  小男孩说话时的表情,牢牢刻在了何江萍的记忆中。

  校园中有猫开始叫,宿舍里孩子们听见,一个接一个地哭了

  首批23名孩子,在2010年5月20日抵达了北京。6月30日,所有受到计划资助的孩子,都住进了北京市四季青桥西的海淀外国语实验中学。

  孩子们大多只比何江萍的腰高一点点。夜里,校园中有猫开始叫,一声声就像婴儿在哭。宿舍里孩子们听见,也一个接一个地哭了,到最后成了一片泪海。

  何江萍本科就是心理学专业的,她明白,那样可怕的灾难,那样沉痛的失去,这些孩子需要用很久去修复。除了安排生活起居,益童之家还给他们开设了心理健康辅导课。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去了天安门、故宫、长城。

  几个月之后,由于身体或其他原因,一批孩子回到了玉树或去了其他地方。最终留在北京由何江萍照顾的,有67人。

  在何江萍的记忆中,最初的两三年最艰难。益童之家刚成立,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积攒经验。给第一批孩子联系学校时,因为没有经验和社会基础,这些玉树来的孩子没能去公立学校就读。尽管私立学校减免了一部分学费,两个学期下来,仍然把1000万元的专项基金花了一半多。

  “这还只是学费,还有其他日常的开销。孩子多,光是每年假期安排他们回一次老家,来回路费就得20万,很快钱就见底儿了。”何江萍一笔一笔地算着这些年的账目,忍不住偷偷叹气。

  他们如今在天通苑租了两间房,一间180平方米用做女生宿舍,一间190平方米是男生宿舍和集体活动区域。房东晓得他们的难处,房租压得极低。房子离地铁站不到500米,这样好的位置,190平方米的那间每月租金是7000元左右。

  “这些年虽然陆续也有小幅度的涨价,但仍然是同样条件下最低的了。”杨文博说。

  何老妈说,益童之家是整个中华儿慈会所有项目里最难募集到善款的。因为比起那些烧烫伤的孩子和大病儿童,这些玉树来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长得漂漂亮亮,“眼泪指数最低”,“勾不起人们捐款的欲望”。

  她咬着牙,发动自己所有的人脉,四处募集资金,甚至连亲朋好友都被她“搜刮”了一遍。她个人投在孩子们身上的钱,8年来早已不去算这个帐了。

  她最揪心的,还是这些孩子们的前途。

  这些从牧区来的孩子几乎都不会说汉语,甚至有些孩子因为在地震中受的刺激太大,出现了短期的智力退行现象,连数字、拼音都得从头开始学起。北京和玉树不同的气候和生活节奏,也让许多孩子适应不良。

  索南兰周刚到北京就开始醉氧,晚上睡觉时,鼻血打湿了枕头都没有察觉。习惯了海拔4000多米的他,用了3个月才适应了北京。

  他和一部分孩子开始学习工艺美术,其他的孩子有的学习舞蹈,有的学习体育,甚至还有学习玉雕和花丝镶嵌工艺的。有一个孩子学的是举重,已经拿到北京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冠军、全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第二名的成绩。

  “教练说他是能参加奥运会的好苗子。”何老妈几乎对每个来到益童之家的人介绍这个孩子。“举重冠军”在一旁听着何老妈的夸奖,羞涩地笑着。

  何老妈想着,要让这些孩子有个谋生的技能。她也担心他们不会与人相处,担心他们不会处理生活中的琐事。

  孩子们平时住校,节假日回到天通苑。他们每天早上7点钟就要起床,打理个人卫生。每天都有人轮值,负责当天的卫生。

  “起初是老妈帮我们排值日表,后来大家自己排。”索南兰周说。

  益童之家还有个规矩,所有孩子无论大小,衣服破了都得自己缝。索南兰周学的是美术,衣服破得慢。他时常看着那些学舞蹈、体育的孩子,动不动就扯破了档,裂开了袖子,自己穿针引线。

  2013年,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孩子有19个,其中18个考上了大学。按照约定,益童之家只会救助他们到高中毕业,往后的学费和生活费,孩子们需要自己筹措了。

  有3个孩子在同一座城市读大学,其中的女孩阿雪每天打工5个小时,赚取10元的时薪。何老妈去看他们,约阿雪出来吃饭。阿雪算了算时间,感觉为难。

  “那份工作她不能丢,否则下个学期的学费,她就交不出来了。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心里很难受,发现很多孩子虽然也能打工养活自己了,但真是太困难了,那样的话,他们就一点自习自我提高的时间都没有了。”何江萍再次联系新湖集团,帮一部分孩子联系到了一对一帮扶的个人资助者。

  那一年参加高考的7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索南兰周也承认,自己十几岁叛逆期的时候,没少惹老妈生气。许多事他一想起来就后悔。

  益童之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何江萍发起了义卖活动,号召学工艺美术的孩子们每人画几幅画,赠给来捐款的对象。索南兰周不乐意画,跟何江萍顶了几句嘴。

  他去自己一对一的爱心家庭暂住,一路上忍不住想着刚发生的事。“一出门我就后悔了,但就是拉不下面子回去道歉。”他苦笑着说。那时候,这个叛逆期的少年倔强又敏感,像一个冒着气的火车头。

  他在爱心家庭住着,终于忍不住跟爱心妈妈说起了这件事。爱心妈妈劝他回去就向老妈道歉。

  事实上,索南兰周早就后悔了,爱心妈妈的劝说只是他服软的台阶。他拿出笔和画纸,用那两天的时间画了几幅画,回益童之家的时候都带了回去。

  何老妈一见到他,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就像先前的不愉快没发生似的。

  “老妈可能是在时刻保护着我。”索南兰周说。他高二时,何老妈提出要看他的美术作品。周末回天通苑的时候,索南兰周拎了自己的画回去。出乎他意料的是,何江萍看完了画,立刻把这个年轻人叫到一边,单独谈话。

  “清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水平?”何江萍一脸认真地问。

  “当然。”索南兰周叫问蒙了。当时一起学画的同学里,他可能不是最好,但是也不差。索南兰周就这么对何老妈说了。听了他的回答,何江萍脸色变了。

  “换学校吧,这是你最后三个月的机会。”她说。

  索南兰周那时候当然不服气,立刻反驳:“你对我连这点儿信心都没有吗?”然而何江萍告诉他:“这关系你的未来。”

  学校换了,到了新的环境,接触了水平更高的老师和同学,索南兰周猛然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差”。艺考前最后的三个月,他铆足了劲,生怕叫老妈失望。

  “这是我最难的时候,没有她这么细致的关心的话,可能我就上不了大学了。”他回忆着说。

  2016年9月,他接到了青海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了一名大学生,学习广告设计。那一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有7个,7个都考上了大学,其中有4个是舞蹈专业,2个是美术专业,还有1个考上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这些孩子收拾行李,离开益童之家,甚至离开北京,去往全国各地。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哭了出来。一个女生说,“我身边有许多优秀的人,我要努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这个从没跳过舞的孩子高中阶段才开始学习舞蹈专业,用3年补上落下的专业课。起初每次压腿拉筋都会疼出一身的汗。她想对早已离开的父母说,“你们的女儿是坚强的”。

  “孤儿”两个字从项目名称里去掉了,孩子们不喜欢这个称谓

  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阿雪恰好就在那里。

  当时她还没有毕业,在那边实习。第二天她就可以换班走了,提前收拾好了东西。晚上第一次爆炸声传来,阿雪和其他人都凑到了窗前。第二次爆炸发生时,玻璃碎了。

  阿雪拎着包就往外跑,混乱中手机掉在了地上。身后的人群拥着她往前走,她怕被踩踏,不敢停下,只得被推着一起走到了外头。

  公司说,让所有实习的人先各自回家。阿雪掉了手机,她那时唯一一个能够直接背下来的电话,就是何老妈的手机。她借了个电话,拨通了这个号码。

  何江萍直接开着车去了天津,把阿雪接回了北京。她很担心阿雪,地震和爆炸,哪一个都叫人够受了。她把阿雪送到了爱心妈妈家,劝她休息一阵子。

  “跟她聊天,问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问地震的事情。”何江萍说。

  事实上,大多数孩子都没能从伤痛中真正走出来。曾有几个孩子上大学离开了北京,偶尔回来办事,人已经到了天通苑的楼下,最终却没有上去。还有很多孩子,在外面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往。有个孩子为了不在表格上填写父母情况,甚至放弃了助学贷款,宁可紧巴巴地打工。

  “起初我还不理解,后来我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想了想,就明白了他们的想法”何江萍试着让自己更加细腻。她注意到,有个孩子私下表达过对“孤儿”这个称谓的厌恶。那时,益童成长中心的原名叫孤儿成长中心,所有的服装和旗子上,也都印着这两个字。

  何江萍向中华儿慈会打报告申请了一年,终于把这两个字从项目名称里去掉了,改成了现在的“益童”。

  她把太多的精力投在了益童之家,外孙出生后,女儿一度生病了,亲家恰逢有事,老伴儿也刚做了手术。即便这样艰难,女儿都没有给她打过求助的电话。

  “她知道我没时间去的,”何江萍有些落寞地说,“她对我说,‘指望不上你’。”对这样的指责,何江萍根本没办法反驳。从2010年的那个春天之后,她再也没有在自己家里过过除夕、中秋,乃至任何一个节假日。

  两年前,何江萍的癌症复发了,很快扩散到了其他脏器。她的腋下已经发黑发硬,医生让她长期静养,她说不行,“没时间”。住院静养被她改成了每天腾出半天工夫输液。

  “再给我5年。”她说,“现在益童之家最小的孩子13岁,我一定要再坚持5年,把所有孩子都养到18岁。”

  许多孩子一提起她的身体状况,眼眶里就含着泪水。

  2018年的春节,何老妈照例是在天通苑过的。

  平时围成一圈的长桌被摆成了两排,32个留在益童之家过年的孩子挤坐在桌子两边。桌上堆满了饮料和零食,锅里煮着饺子,是何老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包的。

  孩子们轮流上去表演节目,人人都有一个好嗓子。大家站在一起,把手机的电筒打开挥着,高喊“我们爱你”。联欢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所有孩子挨个跟老妈拥抱。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许多已经高过了老妈,她一边笑着,一边使劲把他们向上抱起来,仿佛当他们还是小孩一样。

  大年初一的饺子她是自己一个人包的,没有让孩子们插手。她怕他们包饺子技术不佳,下锅要是露了馅儿,“寓意不好”。

  北京是长大的地方,玉树是家乡和根

  索南兰周如今大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回到了青海,发现在北京住了7年的自己已经适应了低海拔地区的气候,重新回到高原地区,反倒用了一阵子才习惯。

  然而这里毕竟是他的家乡,比起其他地方来的同学,他适应起来快得多,不至于“跑两步就开始喘”。他也庆幸,西宁的海拔毕竟比玉树低了不少。

  对这个年轻人来说,玉树是他的家乡,是他的根,而北京是他长大的地方。

  “北京的快节奏让我不能松懈,但是在老妈的身边,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家。”索南兰周说。他打算在毕业后回北京找工作,但他也说,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家乡,扎下根去。他想让那个记忆中的地方变得更好。

  “或许可以用我的专业,对老家的古建筑保护事业做一些什么。”这个年轻人说。在北京这些年,他的汉语已经说得很流利,藏语也没有搁下。

  当年那些孩子里年龄最大的阿措,毕业后早早回到了玉树。他和朋友一起贷款,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尽管他知道,作为一个设计专业的学生,留在大城市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更高的工资,更舒适的生活。但仅仅是“老家”两个字,就足以是他回去的全部理由。

  “并没有觉得很难选。”他对记者说。对北京的生活节奏和气候,他感觉不太适应。

  在北京生活过3年,对阿措来说,是他的“收获”,让他有学可以上,有了“改变自己的能力”。他的人生追求不是“北上广”,而是“改变家乡”。

  在阿措回玉树之前,益童之家对玉树的后续救灾项目往往需要专门派人去处理。这项工作后来直接交给了阿措,有书和衣服寄过去,何江萍就给阿措打电话,由他负责发放。用何江萍的话说,阿措简直是益童之家的“志愿工作者”。

  “何老妈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感恩,她没有让我感恩她,而是感恩帮助我的所有人。而这种感恩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阿措觉得比起北京,家乡才是真正需要他的地方。他想尽自己所能,让家乡的人过得更好。

  不止阿措和索南兰周这样想,益童之家的许多孩子,都想着将来回到家乡去。15岁的毛毛已经获得两次海淀区“三好学生”和一次北京市“三好学生”称号,成绩名列前茅。她想好了,将来要回玉树当老师。

  “我受难后,发现人性的很多美。”阿措说。益童之家给过他家的感觉,这种温暖是何江萍赋予的,也是“何老师转变成何老妈”的原因。

  那是在2010年的盛夏,最初改口的是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到最后,所有的孩子,包括当时已经快要成年的阿措,都叫何江萍“老妈”。

  索南兰周也怀念这些美好,他和其他的孩子们曾经在一起玩玩闹闹,彼此扶持。他们会一起谈起曾经在老家的生活,也会期待未来的日子。

  去年的母亲节,索南兰周和何江萍一起站在天安门前合了一张影,两人肩靠着肩,嘴角笑得弯弯的。

  他把照片发在了朋友圈里,配上了一段文字:“妈妈,今天是一个您也许不会记得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么多年您辛苦了,自己要多注意身体。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阿周、阿雪、阿措、毛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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