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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不惜负债 只为用声音为盲人创造画面

2017年09月20日 10:54  中国慈善家
王伟力 心目影院电影讲述人、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创办人王伟力 心目影院电影讲述人、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创办人

  “前世的阿九和阿明,因两家的仇恨而不能相爱。尽管阿明出了家,但两人还是在仇杀中双双死去,死前在小庙的银杏树下,约定来生再见。时光流转,阿明死后,生怕误了和阿九相会,没有去投胎,而是在银杏树下一等就是50年。当阿九转世回来,终于有一天来到了银杏树下……”

  王伟力坐在墙角的凳子上,讲述着影片《爱有来生》。屋里没关灯,也没拉上窗帘。他怕屋里黑黢黢的,盲人如果想举手喝水、上厕所,志愿者会看不见。

  心目影院在北京鼓楼西大街一个安静的小院儿里,观众多是上了年纪的盲人。12年来,这个二十多平米的小屋里上演着一幕幕悲喜跌宕的剧情,有的在银幕里,有的在画面外。

  王伟力成立心目影院时,没想到能坚持12年。他为此负债几十万,甚至耽误了儿子上大学的时机。付出这样的代价他始料未及。上世纪90年代就下海经商的他从没为挣钱发过愁,“总觉得为他们花点钱没什么”。但一路撑到今天,王伟力庆幸,“哎呀,亏得没放弃。”

  12年里,近两万人次盲人观众进进出出心目影院,进出之间,他们的世界开始变得不同。

放不下没有眼神的“眼神”放不下没有眼神的“眼神”

  王伟力的妹妹有智力障碍,先天发育不良,脑袋小、个子也小,经常受到同学歧视和耻笑。“我为了尊严就得跟他们打架。”王伟力回忆。

  但这并非解决之道。王伟力越来越清楚,像妹妹这样的人不仅需要家人捍卫,也需要社会营造一个有人文关怀的氛围,让他们有机会融入。

  2001年,王伟力夫妇自掏腰包,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制作团队,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拍摄了一个记录残障人士生存状况的节目,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的《生命在线》栏目免费播出。

  节目播出后,一个出现在片中的患脊髓炎的小伙子给王伟力打电话说:“老师,今年春节我家来了好多亲戚。”王伟力听了觉得扎心,“他都20多岁了,就因为得了脊髓炎,别人觉得他是个大麻烦,都离得远远的。”节目的播出改变了这一切。

  拍摄这档节目让王伟力花光了家产,但这群人他却放不下了。节目制作过程中,他发现盲人大多只能去按摩店谋生,而他们在触觉、听觉、味觉上的感知力普遍优于明眼人。他似乎看到了他们的另一种可能:在不需要呈现视觉效果的广播世界里,通过自身敏锐的感知力做出比明眼人更有意思的广播节目。

  2003年,王伟力夫妇成立了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后改为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培养盲人做广播。一年后,每周一期的“心目看世界”在北京电台正式开播。但王伟力发现,盲人实在很难使用准确的媒体语言。

  “他们经常词不达意,来回都是平常那点儿话。汉字是形态,盲点是拼音,只学拼音会对汉字的认知有很多缺失。”他有些无奈。视觉信息的严重不足,也让盲人对社会常态缺乏了解。他们无法在生活中跟明眼人很好地沟通,更难在广播节目里跟听众互动。

  王伟力逐渐意识到,这些东西,他不可能通过短期培训弥补起来。

  怎么办?看到盲人那没有眼神的“眼神”,王伟力实在放不下。他想要给他们补充视觉信息,“盲人看不见,就不知道社会常态,情感的、社交的常态,他们看不见还会认同吗?”王伟力说,“如果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能不断边缘化。”

  症结找到了,但如何“用药”,王伟力还不清晰。他尝试去了解盲人作家吉姆·史都瓦为盲人做的“电视讲述”,但觉得效果不理想,“讲述声和画面声混淆不清”。

12年来,这个二十多平的小屋里上演着一幕幕悲喜跌宕的剧情,有的在银幕里,有的在画面外。12年来,这个二十多平的小屋里上演着一幕幕悲喜跌宕的剧情,有的在银幕里,有的在画面外。

  “他明白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

  2004年,一个盲人朋友到王伟力家中做客。王伟力正在看美国电影《终结者》,就试着给他讲述。电影是英文对白,王伟力一边翻译,一边描述画面。“朋友攥着拳头、梗着脖子听得入迷。”他回忆,“当我讲到‘爆炸燃起的火焰,终结者红色的机械眼睛……’这些极富画面感的东西时,感到他(朋友)听得紧张,后来看他额头直冒汗,手心也湿透了。”

  电影结束后,朋友猛然起身,抓住王伟力说,“我竟然能看电影了!”

  “他那双已经模糊的双眼闪现的光亮,”王伟力至今忘不掉,“那双眼睛让我明白,我的声音可以创造画面。我可以通过讲电影为盲人补偿视觉信息,让他们了解社会生活的常态,融入社会。”

  2005年6月,心目影院放映第一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观众”只有4人。王伟力不灰心,继续讲,结束后也不忘询问他们的观影感受。

  为了更了解盲人,他曾尝试蒙上眼睛,感受盲人的生活。有时候,闭着眼睛一走就是几站地。“当你蒙上眼睛,你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所有的东西都在怀疑当中。”王伟力说,“哪怕是亲妈领着你,心里都会想千万别失手,一不留神就完蛋了。蒙上眼睛的时候,人的心就是这样。”

  也正因如此,王伟力在选电影上格外用心。他深知语言的放大作用,知道盲人观众在听的状态下,思维想象会翻倍。

  有一次,王伟力讲完《风声》,就有盲人急了,“能不能给我们讲点儿积极向上的?”

  “这主旋律还不积极向上啊?”王伟力有些懵。

  “不是!给女同志(周迅)上刑那个,麻绳拴在那儿,那那那就不成!多难受啊!” 那位盲人扯着嗓门,情绪激动。

  王伟力后来总结出一套选片标准:负能量的、心理压抑的不选;放外文片必须有中文对白;盲人观众大都50岁以上,要多选生活、娱乐类题材的国产片。

  给盲人带去快乐很重要,但王伟力觉得,也不能只让他们乐,“讲述一些有价值的影片能给他们引导和思考”。

  《莎翁情史》放完后,王伟力告诉“观众”:“为什么莎士比亚能成为伟大的剧作家?因为他失去了太多情感。那些伟大的作品里,他尝过的酸甜苦辣都成了作品珍贵的佐料。”他想借此表达:人生总在失与得中寻求平衡,每个人都不例外。

  “哟,难怪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电影结束后,有盲人意犹未尽,拍着大腿发出感慨。

  曾在盲人按摩店工作的老肖已经来这里“看”了十几年的电影,同为老“票友”的还有70多岁的老秦。他们听过崔永元、王小丫等名嘴的讲述,也听过一些普通志愿者的,但还是最喜欢“大伟”(王伟力)讲的。老肖乐呵呵地说,“他明白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

  王伟力对此颇为自得。他认为要讲好一部电影,关键有两点:语言表达要适合盲人的信息获取方式,还要理解导演的创作。

  盲人没有视觉语言,在讲述他们难以触摸的事物时,王伟力尽量用盲人熟知的事物代替。比如:直升机是扣着的汤勺加几片旋转的扇叶,摩天大楼是扣着的巨大玻璃杯,男子扛着茶几大的箱子,小偷夹着枕头大的包……

  讲述人描述的内容,如果让盲人有依据可循,他就能顺着指引将电影的画面信息构建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要恰当把握电影对白的空档并及时准确地描述画面,还需要正确的方法和长期的训练。

  有时候讲述的内容会压台词,“观众”听着容易混乱,王伟力为此练就了“见缝插针”的本领,“尽量不在对白处讲,实在要讲,也要在对白的气口处简单描述。比如:女孩儿、短发、这是小红……”

  此外,王伟力还试着用两套音箱把电影原声和讲述声调开。前方的主音箱出电影对白,后面和两侧的音箱出音效,侧后方有一个音箱专门出讲述声。

  通过调试,电影原声还是正常音效,讲述人的声音更加“耳语化”,两种声音频率不会对撞。王伟力说,“盲人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向和频率轻松辨别。”

  在技术层面之外,讲电影的另一个重头是表达电影的价值内涵,这需要理解导演。“每一帧画面都是导演精心设计的,渗透了导演的思想和文化。”王伟力说,“哪怕是3秒钟的空镜头,讲述人都要说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是导演交代情感、故事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电影里,故事情节往往在画面和声效的相互作用下推进,很多不言而喻的东西,盲人不一定能感受到。为此,王伟力会在电影开始前,剧透故事框架和情节。

  王伟力把自己称为后电影人,“电影的制作和市场已有固定的机制,但我改变了它的传播方式,并增强了盲人和明眼人的创作思维。”

从“我们盲人”到“咱公民”从“我们盲人”到“咱公民”

  12年来,心目影院已不仅仅是一个“观影”的公共空间。

  王伟力仍然记得“观众”刚来影院时的样子。虽然就十来个人,但屋子的门硬是关不上,“脏衣服的气味、张嘴哈气的臭味、脚臭、汗臭,都能把人熏出去”。

  慢慢地,他们开始注意捯饬自己。“电影在传递文明、美丑和社会常态,”王伟力说,“我没告诉他们应该刷牙应该勤换衣服,但帮助他们走进社会,他们自然而然会有改变。”

  在这里,盲人有了公共空间的意识。“如果正在放电影,有人私下议论,他们会去维护。要搁在以前,别人大声他也大声。”

  还有些盲人因为“看”电影把自己打开。

  杨大姐40多岁失明,心里过不去,也跟家人过不去,有三年时间家人不敢打开电视。“来了一次心目影院,回家就解禁了,”王伟力回忆,“她感受到了自己被理解被接纳,内心积蓄的情绪才能卸掉。”

  王伟力记得,以前盲人来看电影时,以“我们盲人”自居,“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真正关注,又想用自身的残障多谋些福利。”

  影院刚开始的几年,“不少盲人观众有捧场心态”。有盲人向王伟力抱怨,“看完电影应该有纪念品或者管顿午饭。”

  有一阵子,红丹丹遭遇筹款危机,电影散场后,有盲人拿着盲棍儿出来,没出院子就说,“都没人给他们钱了,他们还干呢!”

  “以前盲人观众以为我们拿他们挣钱,后来知道不是这样,但他们并不心疼我们,而是在旁边说风凉话。”王伟力有些心酸。但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做的事有价值。“近几年,他们背后说我们也是好的多。”

  为了拓展盲人的信息量,王伟力组织他们参加航天馆、坦克馆、卢浮宫艺术展品(复制品)等各类展览的触摸活动,带他们去海边、去草原,触摸长城和故宫,组织他们参加盲人运动会、盲人集市等活动。

  “比如去草原,可能他们的认知里会有牛粪、青草的气息、草原的清爽等等。”王伟力说,“他们越了解外边的世界,就越理解我们的语言表达和电影本身,也更愿意参加社会活动。”

  有一次参观完航天馆,一位盲人感慨,“国家的航天发展得这么好,咱公民给国家交点税真是应该。”

  听到这句话,王伟力觉得做这么多年助盲事业,值了!因为盲人从残缺、弱势的自我认知主动转变成了有完整、独立人格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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