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讲述：谁也逃不过我的子弹

　　不为日本人干活参加游击队

　　我叫范润，1920年4月出生，1938年10月参加昌平抗日游击队。1939年2月调入平西，编入36大队。1940年春节前后回平北，参加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曾经随平北部队参加过胡庄战斗等多次战斗，并在八宝山下配合百团大战。我是36大队的第一名机枪手，在战场上，只要敌人露头让我看到，我就能打着他。抗日战争这几年，“在我手里丧命的日本兵和伪军就有数十人”。

　　1938年，我18岁。当时昌平闹伪军，我身边也有一些同龄人去当了伪军。好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当伪军？给日本人干活我是绝对不愿意的。当时八路军已经在昌平活动，而且名声不错，我和身边的几个小伙伴就决定加入他们。

　　1938年5月底，八路军第四纵队为策应冀东人民武装暴动，从平西斋堂向冀东挺进，钟辉琨部队留在密云、滦平、昌平三县之间开展游击活动。7月初，昌(平)滦(平)密(云)联合县以滦平秋场、大地为中心建立。部队深入到昌平境内黄花城、九渡河(今属怀柔县)、黑山寨等地开辟工作。

　　1938年10月，我和昌平的几十名青年怀抱着抗日的决心，参加了昌平地方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伍，成为一名游击队员。用毛主席的话讲，游击的策略就是“打得了我就打，打不了我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情况下，我能活下来，是幸运的。我身边的一些战友，有的就没能走得了，命丧在敌人枪口下。

　　虽然游击队组织形式比较松散，但是要求还是很严格的。那时候出来打仗，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把小刀。但是这把刀不是用来杀敌的，而是给自己准备的，一旦被俘虏，这把刀将用来了结自己的生命，绝不当俘虏。

　　偶然机会成为第一个机枪手

　　1939年，由于生病感冒，我没有与部队一起出发去延庆，而是留在营地养病。此时，一支兄弟部队恰好前来，除了见到战友之外，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机枪。

　　这支部队在宣化作战时，缴获了敌人的一挺机枪，但当时的整个队伍里没有人会使用。我当年19岁，对所有的新鲜事物都感到新奇，也很爱钻研。在养病期间，我申请擦洗机枪。在一次次清洁、维护的过程中，参照部队找来的一本介绍机枪的书，开始慢慢摸索。直到有一天，我把这挺机枪全部拆开，又重新组装完毕。

　　练习瞄准射击时，没有多余的子弹，我就每天端着机枪，所有物体都成为我瞄准的对象，想象着它们一个个被击中。

　　终于有一天，部队领导说要“检验”我的训练成果。他把自己的茶缸放在距离我300米开外的地方，问我是否能击中。没有实战经验的我毫不示弱，一口应允。子弹对于部队来说弥足珍贵，我采用了点发，每次只发两枚子弹。“哒哒、哒哒”，四枚子弹击发完毕。我飞快地冲过去，小心翼翼地端起茶缸。看到茶缸上的两个窟窿，我的心快跳到了嗓子眼儿：通过了检验！我终于可以拿着机枪上战场杀鬼子了。

　　就这样，我成了36大队的第一名机枪手，每天晚上我都抱着枪睡觉。我的射击技术很好，敌人一旦被我发现，就不会逃过我的子弹。

　　1940年冬，部队驻扎在八宝山半山腰上。有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爬上山偷袭。那时，恰好我的机枪坏了，不能使用。战斗中，我的左腿膝盖不幸被打中，听从组织的安排，我和几位受伤的战士被送往阎家坪。后来得知，在邻村两个兄弟部队支援下，当天来偷袭的105个敌人，最后剩下不到5人，带他们上山的3名汉奸也全被抓获。

　　讲述·儿子

　　父亲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叫范继武，是范润的独子，1955年生人。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并转业，但从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父亲是当兵出身。

　　我从小就觉得父亲是个英雄，心中很自豪。那时的理想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当兵，要去保卫祖国。这是我的想法，也是父亲的愿望。我的名字也是根据这个起的，“继武”，父亲也是希望我能“继承武功”。

　　可是实现我当兵的梦想并不顺利，15岁的时候，赶上文革没学上，我就去当工人了。但是心里老想着当兵这事，1976年，在当了5年工人后，我终于当上了兵，成为南口空军后勤部队的一名军人，之后我一直在部队，直到退休。

　　从15岁参加工作后，我和

　　父亲就没在一起生活。父亲复员转业后，先是被分配到内蒙古，后调到山西省临汾市314地质队工作，直到退休。尽管这样，父亲对我的影响依然很大，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一直喜欢着军人这个职业。虽然和平年代的兵和父亲那个年代的兵，差别很大。但是穿着军装，总觉得心里很舒服。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亚洲主战场，经过那么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人赶出去了。这是一段残酷的历史，是我们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这段历史也告诉后人，要强大国家、强大科技、强大军队，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再被侵略，同时也有能力去维护世界的和平。

　　讲述·孙女

　　爷爷以身作则来教育我

　　我叫范临燕，是范润的孙女，范继武的女儿，1982年生人。因为父亲也是军人，和母亲两地分居，我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一岁开始到上大学，我都在爷爷身边，是爷爷抱大、背大的，上下学也都是爷爷接送。

　　爷爷对我的教育方式，首先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训斥我，我要是犯错，爷爷通常也是会让我自己去思考。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以身作则，他对自己的管理很严格，说到做到。

　　爷爷说，日本的不好是当时“日本政府的不好”，要区分开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他说，你奶奶当年在东北牙疼得很厉害，就是一个日本的医生给治好的。他说，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很好的，由于日本军国政府的原因才造成了很多悲剧，所以你们愤恨

　　一切和日本有关的东西是不理智的。

　　爷爷参加过抗日，在战场上看到很多悲剧，我以为他要比我更憎恨日本人，但是他却有这样的思考，这对我以后辩证地看问题有很大影响。

　　我在德国留学多年，硕士和博士都是在德国读的。因为出身军人家庭，我骨子里就有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不是因为我反感外国，或者觉得外国不好，只是我觉得我就是中国人，就应该回到这里。在国外，我也曾拿到政府的奖学金，也曾经有国外的公司邀请我留下，加入国外的国籍，但我就觉得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去做外国人，我家人也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博士毕业后，我回了国，现在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德语教学工作。

　　京华时报记者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