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提出，希望家长多留在家里陪自己，还有4名八年级学生提出，家长不要只满足物质需求，不要娇惯子女，超过一半的学生渴望更和睦的家庭，不希望生活在家人争吵、打架的阴影中。

　　提前20天，鞠玉兰开始为我们的告别忙碌起来。她几乎每天都送我一件小礼物，有红豆、绘画、小纸条，还有一簇“芳香玫瑰”，她拿出一个带密码锁的硬皮笔记本，让我写一段赠言，“越多越好”。稍后我去教室里闲聊，她让我再写一页，我刚刚提起笔，其他几个女生也都拿出带密码锁的硬皮笔记本。

　　告别季开始得真早。

　　我正应接不暇地写着，鞠玉兰凑过来，我随口说：“你还没跟我说说你的梦想呢。”稍后，她用身体遮挡着，递给我半张钞票那么大的纸条，上面写的是：你要是了解我，就不会祝我开心了，随后一张写的是：我是单亲，没有爸爸失去了一切。

　　鞠玉兰的爷爷是乡村教师，爸爸是村里的文书，在那个极为偏远的山乡，都是难得的文化人。爸爸有时参与赌博，两年前，他一下子输掉3000多元，因为害怕其父、其妻的责怪，喝下了农药，那时他的儿子只有一岁出头。我曾见过鞠玉兰的爷爷，知道这个哀伤的故事，没有想过鞠玉兰会亲自告诉我。

　　“失去了一切”，这几个字堵在我的心头。我忍不住想写点东西给她，后来，干脆决定写给全体同学，一页楷书手写的、带有赠言意味的公开信，贴到了教学楼的告示黑板。

　　公开信名为《这是关大的故事》，我第一次公开讲述自己降生时的疾病与危险，婴幼时期的羸弱与挣扎，讲述了自己在命运面前做了什么，然后，我提到近日接触某些同学后的感受，事实上，触动我的不仅是鞠玉兰那句话，在被问及梦想的时候，有好几个十二三岁的学生都告诉我，他们已经没有梦想了，不敢再做梦。

　　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不必强求你有多坚强，但是，不要被命运击倒，这生活是你的，你要对它负责，怎么可以放弃自己？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江和另外4个男生端着饭缸找到我的宿舍，最初谁也没有说话，就那么站着，过了一会儿，老江开口了：“关大，听说你就要走了？”

　　“哦，可能你们理解错了，我写的是‘月底离开’，还早呢。”

　　沉默又回到我们中间，几个男生站着没动，每个人目光垂向脚面，默默地吃饭。他们都比我高出许多，在两米开外围了个扇形，产生某种送别的仪式感，大约10分钟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默无语。那是我永难忘记的几个东胜场景之一。

　　那一周，张老师安排了作文，写“我的第一次”，鞠玉兰写了很长的一篇让我提意见。她的题目是《第一次撕心裂肺的哭》，回忆了爸爸去世给她的打击。

　　接近两年了，鞠玉兰开始直视她的伤痛，我愿意乐观地相信，某种心结在这个春天悄悄地融化着。

　　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然后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3月中旬，我开始尝试对话。周一到周五，只有午饭和晚饭之后有大约1小时的空余时间，我要抓紧它，多做几次一对一的交流。

　　我设计的开场白是这样：今天请你来，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关大在东胜住了这么久，将来是要写一本书的，现在外出打工的人那么多，我想知道对农村的影响，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影响，也包括对你们这些孩子的影响。你的家长也在外打工，会有自己的体会，能否和我说一说，一定会对我有很大帮助。

　　交流过程中，我从不使用“留守”这种字眼，不要说他们，连我自己都很反感“留守儿童”一词，它带有一种他者视角的怜悯，刻意营造着落寞、悲情的气息。

　　开场白千篇一律，对面学生的反应各有不同。多数学生没有拒绝，有几个学生听完之后显得很为难，或是眼圈泛红，或是低下头去，怯怯地问道：“老师，我可以不说吗？”

　　这种时刻，我的内心也随之慌乱起来，通常不假思索地回答：“要是不想说，我完全理解。谢谢你，谢谢你。”

　　通过九年级的作文，我找到几个表述能力很好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吴春梅。听完我的开场白，这个容貌清秀的女生沉默了片刻，轻声讲起回家的路有多远，很羡慕别的家长骑车载着孩子。只是说了几句，吴春梅就哽咽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埋下头去，想努力掩饰继而止住哭泣。眼泪在以往十几次对话中很正常，却没有一次来得这么突然。

　　吴春梅似乎无意放弃这次交流，她把一张纸巾撕成好几块，一下一下地擦拭着脸上的泪痕，然后拿着小纸片在手里揉搓，看得出，她在尽力平复情绪，接下来的50分钟，她几次说到动情处，却不肯让眼泪再次涌出来。

　　她告诉我，妈妈肺上有问题，在兰州打工的时候好像因为胆结石做过几次手术，手术完了，继续和爸爸在工地上绑钢筋。爸爸似乎脑子里有什么毛病，不敢骑摩托车，怕颠。她觉得自己必须出成绩，“我不能让爸妈觉得他们吃的苦白费了”。

　　直视对方两眼之间的位置3秒以上，对方会觉得温暖。

　　锦囊上的这句建议，我根本没机会遵照执行，吴春梅总是低垂着头，偶尔抬头，会在目光相碰时马上闪开，而且对话中她时常下意识地抠着桌角，或是撕扯纸片，那是在极力控制情绪——多数坐在对面的同学都有类似的习惯。

　　结束交流那一刻，对面的学生起身返回，我从不怀疑，每个人都有迅速让自己恢复常态的能力。在20分钟到两小时不等的对话时间里，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或大或小，现在它们已经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我不清楚一开一合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预知这会不会是其生命中仅有的一次。

　　那个让我惴惴不安的问题冒了出来：我的东胜之行以及最终的写作，对远离家人的学生意义何在？

　　“你觉得外界的帮助是你们需要的吗？”我曾这样问几个学生，他们以摇头回应。

　　“会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到你们？”

　　“帮不到。”

　　这样的悲观判断无可厚非，由此而来的行事逻辑同样无可厚非，那就是：对于无力解决的苦恼，我不去想它，它就不存在。

　　学生们回到熟悉的氛围之中，依旧是波澜不惊的日子，它甚至会让我怀疑，与之对话的那种情境是否真实。如果说有了什么变化，就是个别学生再见到我时会更显害羞，有几次，我在校园与吴春梅打招呼，她不作回应，眼神躲躲闪闪，我不免猜测，她一定不想与对面这个内心窥探者再有任何瓜葛。

　　离开东胜的前一天，我走出“第二课堂”的瞬间，吴春梅和她最好的朋友马艳红出现在面前，有片刻的沉默，似乎她们在积蓄表达的勇气。“关老师，你要走了。”马艳红开口了，“我们俩没什么值得送你的，就做了满天星，365颗。”

　　满天星装在马艳红的校服口袋里，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把，我赶紧撑开上衣口袋，接纳那些星星。校服口袋很小，每掏出一把都不容易，有时星星落在地上，吴春梅就俯身捡起，她在整个星星赠送仪式没有说一句话。

　　“能不能别走？”我无数次面对这样的问题，无论相熟的还是陌生的学生，都会流露挽留之情。不过，春节过后，别离不止发生在我们之间。

　　3月18日，星期三，我造访何东辉家在镇上租的房子，得知他爸爸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兰州。那时已是傍晚，仍在学校上学的两个儿子尚不知道这个消息。看上去，家长并不是怕孩子伤心，而是对分离不那么在意，至少表面如此。

　　第二天，我在操场见到李翠兰的妈妈，她周末来接女儿。

　　“前几天听你老公说，他马上要出去打工了？”

　　“嗯，今早走了。”

　　“翠兰知道吗？”

　　“不知道。”

　　很想问问他们对家人不辞而别的感受，却没法说出口。

　　在“第二课堂”，我留下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几十枚信封，期待着继续与学生们联系，未来的日子，我仍会关注他们的消息。

　　离开学校以后，第一个在QQ上问候我的，居然又是吴子琦。

　　我注意到，他的QQ名字已经改成了“孤独是种安全感”。

　　老江、马艳红、鞠玉兰、陆紫嫣……陆续有好多同学与我联系，在晚上或是周末。他们几乎每周都要问一句“在吗”或“在干嘛”，像是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后，我想把聊天展开，很多时候会在“呵呵”面前戛然而止。

　　再简短的寒暄，也足以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东胜的山水间。

　　我不会忘记离开东胜时的景象，湿冷一去不复返，河水比冬季多出一两倍。雷雨初歇的早晨，远山略显朦胧，一些树木生出了嫩芽。我突然觉得，荷尔德林的一段诗，值得献给这片土地——

　　群山高大，那里的小河波光粼粼，

　　满树花儿，好像花环，

　　年轻的一岁开始了，犹如节日，

　　最高和最好的东西塑造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