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新闻

国内多家社工组织遭遇成长烦恼

国内多家社工组织遭遇成长烦恼
2015年07月20日 10:05 中国青年报

  “孩子起晚了,刚刚带他们吃了个早饭。”康宏略带一丝腼腆地告诉我。康宏,北京市海淀区睿搏社工事务所“深宵外展”项目的负责人,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孩,对孩子竟流露出一分难得的温和细腻。

  每周五22:00到次日凌晨4时(冬天则从21:30到次日凌晨2:00),在海淀区的大街小巷,总有6个年轻人穿梭于网吧、台球厅、游戏厅之间。遇到夜不归宿的少年,他们就会上去“搭讪”,然后和这些少年一起玩游戏、打台球。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孩子们一起玩是他们和孩子沟通的方式。6个年轻人的工作就是“深宵外展”。 

  两年来,睿搏社工事务所的年轻社工们,一直坚持这种“夜生活”——寻找夜不归宿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为孩子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服务。但这群有活力、有朝气的年轻人,在漫漫的成长路上,也难掩他们的烦恼。

  “我也当了一回爸。可是,除了提供简单的食宿,帮扶能力有限,这让我感到很无力”

  “他们昨晚在这儿住下了。”康宏说,“白天他们扎堆到北影旁边当群众演员,运气好的能挣个50元,运气不好的,就到北太平庄一带24小时的店内住下,等着天亮再去干活儿”。

  说这话时,两个皮肤黝黑、穿着还算整齐的小男孩,笑嘻嘻地一屁股坐在了康宏身边。看起来,他们似乎对这里已经很熟悉。 

  身子稍微矮小的男孩叫小马,16岁,父母离异,从家里“逃”出来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坐在小马旁边的,是他的小伙伴,叫小亮,长得很清瘦,今年22岁了,患有先天性白内障。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他被父母遗弃。

  他们对笔者的来访,没有一点儿抵触,反倒挺热情,时而给我端茶水,时而听到自己的故事时便也插上两句。他们率真、活泼,和康宏刚刚接触他们时相比,已经完全变了样儿。

  “第一次看见他们俩,是在麦当劳里,那里是流浪和问题青少年出没最多的地方。”康宏每周五晚上都带着他的团队来麦当劳夜巡,“那是去年的一个冬天,他们俩穿得很破烂,年纪看上去就不大。凭着直觉,我一眼就可以认定他们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当时他们正向服务员讨要一杯热水,可是被拒绝了”。

  “我开始试着靠近他们。我向服务员说明了情况,并要了两杯热水。起初,他们戒备心很强,只是看着我们,就是不说话。后来,我发现他们在纸上写着什么,很是吃力的样子,他们毕竟也没有读过多少书。这时,我马上主动提出为他们提供帮助。也许他们实在无法自己完成,只好默许了我的帮助。”康宏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在这样一个冬夜,能得到真切的帮助和及时的关怀,应该比两杯热水来得更温暖些吧。“他们发觉我们是真心要帮助他们的,即便话依旧不多,但慢慢放下戒心,最后同意随我们回事务所住下来”。

  “给他们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守着他们睡了一夜。那个夜晚,我也当了一回爸”。说到这儿,年仅24岁的康宏有点不好意思了。

  “可是,除了提供简单的食宿,帮扶能力有限,这让我感到很无力。”话语间,康宏有几分遗憾。

  “深宵外展一开始,我们希望让孩子尽快回家。可是时间久了,再发现他们的时候,我知道,回家不应仅是一个完成式,我们更应该为孩子上学、就业、医疗提供帮助。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努力改变他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然而,这些社工组织没有政府背景,社会地位不高,社会资源整合乏力,种种现实困境都让社工组织在前行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康宏说,他不会放弃这些孩子,他曾经幻想着有一天,他的专业可以“抚养”起他的孩子们。

  也许,一般人很难理解,康宏这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年轻人,何以放弃苦读4年的法律专业来到睿搏。

  像康宏一样,睿搏的年轻社工们坚持自己的理想,在坚持中,等待插上翅膀的时刻。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理想和现实总会有矛盾的,走一步算一步吧”

  “其实这些孩子都不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错,无非就是贴个小广告、倒卖专家号……但是,我们会随时接到涉及青少年的个案,40分钟,就要有社工到场。”会议室里都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是睿搏分布在海淀区各楼宇、小区的一线社工和志愿者。

  “这些孩子都把自己当成是成年人,但是,当你们真正去接触他们时,会发现,他们不过是用稚嫩的心智试图演绎成年人的角色,而他们毕竟是孩子。所以,在和他们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尽量要考虑他们的心理和情绪,言行之间要传递一种平等的关爱。”刚看见梅何霞的时候,她正在所里和一线的社工们分享和问题青少年沟通的技巧。

  梅何霞,睿搏社工事务所的专职社工。社工专业毕业后,她已经度过了自己第三个年头的社工生涯了,在所里也算是“老人”了。

  看见笔者,小梅手舞足蹈地给我介绍所里的工作和荣誉等情况,言语之间,无不表露出对于这个职业发自内心的热爱。

  而谈及自己时,她显然有些失落,有些茫然。

  “在上大学以前,在一次青少年司法教育的活动上,我认识了社工这个职业——当时也许还不叫社工吧。我看到在监狱里会安排专业人员,给服刑人员做心理疏导,以帮助服刑人员排解心理压力,争取能顺利回归社会。    

  “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所以,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填上了‘社会工作’四个字。其实当时我并不太懂社会工作是做什么的,也没有多想这个专业以后能不能挣钱。我只是打心眼儿里觉得,它会给我带来快乐。”

  说到这儿,梅何霞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问到“是否想到过未来”,梅何霞的眸子有了几分黯淡和无奈,“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可是理想和现实总会有矛盾的,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大学四年一直很努力,不仅理论知识学得扎实,也经常到各种社区服务站实习,积累实战经验,就是希望将来也可以到公安系统里帮助服刑人员早日融入社会。

  “然而,我的理想太难实现了,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压根儿就没有机会。是就业还是择业?我放弃了择业。再后来,我便来了睿搏。”梅何霞说,“现在就业岗位比过去多了,像我们这种社工组织没有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自然是没有竞争力的,留不住一些我们想要的人。”

  小梅说到的想留住的人,就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城市学院、劳动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还有北京大学社工专业的实习生们。每年,大概有30余名实习生来睿搏实习,其中有大一至大四的本科生,也有研究生。

  “在一些实习生眼中,在这里做的只是学院要求完成的一个实习报告而已。一些大学毕业生只奔着高薪高职的行业去,何况,现在的生活成本哪里是能靠一两千元的工资就可以承受的呢。”梅何霞是北京人,比起留京的外地大学毕业生少了几分生活的烦恼,然而,她知道他们的难处。租房、交通、医疗、一日三餐……这样一笔笔算起来,是不小的开销。“我还是很幸运的,遇到睿搏,有人说这里像地下工作室,没有气派亮堂的办公室,可是,我每天都能活在阳光下,体验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活法”。

  社工,没有行政事业编制,更不是国家公务员,但凡年龄允许,很多人都要面对是否准备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选择;一线的社工,几乎每天需要加班,有时还搭上周末;常年和有各种问题的对象打交道,偶尔也会导致自己的情绪紧张、低落;没有归属感,付出和得到不成比例,不少人的社工工作做得很不踏实。

  “我们的工作是在用生命帮助生命,没有比活得有尊严更重要了”

  “范老师回来了!”小马突然蹦了起来,从办公室外迎进来一名衣着朴素、温文儒雅的中年妇女,眉宇间透露着母亲般的慈爱。“这就是我们的范老师”。

  范燕宁,首都师范大学社工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现任海淀区睿搏社工事务所所长。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她只好把笔者请到小屋内侧。这里摆着两张桌子和三张凳子,旁边紧挨着洗手间。

  “社工事业需要付出的精力是常人不可想象的。” 范燕宁只要皱一下眉头,清瘦的脸庞和额间便可见深深的皱纹,“我很爱我的学生,看着他们一个个从我的教室里走出去,然后在茫茫的就业大军里失去了方向,我很心疼。”

  “那时候社工系学生毕业时的感觉,就像在北京的冬天一样,校园里的感觉如同待在有暖气的屋子里,温暖而舒适,一旦走出校门,孩子们被凛冽的寒风吹打着,无所适从。”

  范燕宁和几个老师商量,不能让这些孩子的理想无处安放。2010年底,55岁的范燕宁用个人的名字申办了海淀区第一家民办非企:睿搏社工事务所。

  “第一次居委会找到我的时候,所里沸腾了,第一笔‘生意’来了。 

  “小磊,20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经济条件不好找不到恋人。母亲常年卧病在床,父亲是退休的老工人,一家三口靠老父亲的退休金蜗居在一个20平方米的居室里。2003年,小磊第一次喝了敌敌畏。幸好被父亲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却因此记恨父亲,父子关系的裂缝也越来越深。

  “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是他第二次买敌敌畏了。公司裁员和恋爱失败,让他再度掉进低谷。

  “老父亲实在不忍心,找了派出所,结果被告知不归他们管;找了电视台,结果需要当事人双方出面;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心理咨询中心,可是费用太高了;辗转多次找到居委会,几番沟通,居委会想起了睿搏。”

  范燕宁带着自己的团队,每天步行二三十分钟,和小磊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交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体力的承受和心理的博弈都考验着范燕宁和她的团队。他们都知道,必须干出个模样,他们才能得到信任,才能“生存”。

  “孩子最终开口了。得知他酷爱计算机,于是,我便第一次向团区委争取了一两千元的支持,让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计算机,并和原单位做了充分沟通,他留下来了。”范燕宁说,“有了工作,人自然精神许多,感情生活也有了起色”。 

  这样的故事,每一天都在睿搏发生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在他们的帮助下“活”下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在他们的疏导下,也“活”下来了,那睿搏呢?

  “我们的工作是在用生命帮助生命,没有比活得有尊严更重要了。”范燕宁不禁感叹,“如果谈理想,我们这些可爱的社工就是这个时代最有理想的青年。”

  “海淀区服务地段区域分布比较散,服务的个案涉及社会和家庭等各个层面,这些都很耗人耗精力的。” 范燕宁说,“如今每年能够从政府购买服务最多两项,其余的时间便是参与策划开展团北京市委、团海淀区委以及居委会的一些志愿项目,比如团北京市委的‘公益星期六’,团海淀区委的‘关爱特殊群体’项目,等等。所里64名社工,不能让他们没事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得不选择暂时抛开专业化和价值理念,以维持基本的‘生命’需求。”

  “有一年,被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评审组判了违规,原因是市、区两级团系统申报了4个项目。结果一个项目都没有做成。那一年,我和所里的孩子们都特别无助和难过,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

  缺少与外界平等对话的机会,没有专业化职业体系的支撑,范燕宁和她的团队4年多来一直苦苦支撑着。 

  4年时间,从讲授理念到努力践行,从三尺讲坛到献身社工事业,范燕宁执着而坚守。这分执着和坚守,从她踏足社工开始,就没有想过放弃。

  ----------------------------------------------------------------------

  链接

  据统计,早在两年前,报考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已达到17万人,3.9万人通过考试,但通过率仅为23%。国内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已经超过40万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员并未接受过正规的社工教育和专业训练。而另一方面,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的社工专业大学毕业生,却由于就业难、社会认同度低下和收入等各种原因未能加入进来。

  目前,我国已经有320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本科和专科学历教育,每年培养出近两万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61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硕士生学历教育,每年培养出1000多名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但实际情况是,真正从事社会工作的毕业生只有三四成。大部分学生由于就业难和收入低等原因都放弃了社工职业,而是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与社工无甚关联的其他工作。

  国内许多城市,医疗社工、司法社工和禁毒社工十分缺乏,大部分医院至今没有设置医疗社工岗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在美国,2004年约有超过56万个社工岗位,主要分布在四大社会工作领域:儿童、老人、家庭和学校社会工作,医疗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社会工作,以及项目规划和政策发展社会工作。前三类属于直接社会工作,也称之为临床社会工作或微观社会工作,后一类属于间接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虽然已经正式纳入我国的国家职业体系,但缺乏职业化的制度建设。比如,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步工资虽然与其他行业的水平相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职称考核晋升制度,所以收入的上升空间有限。在美国,社工的平均年收入是3.5万美元左右,最低收入是2.3万美元左右(占10%),最高收入超过5.8万美元左右(占10%)。我国香港地区,一般初级社工月薪在1.2万~1.8万元港币,高级社工年薪能达到40万元港币以上。我国内地,目前社工的薪资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每个城市社工的收入有差异,如深圳中级最高每月是5230元,助理级是3700~3900元左右。北京、上海一名社工一年的总收入不低于5万元。

新浪新闻公众号
新浪公益

新浪公益频道致力于传播公益文化理念,创新公益模式,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企业公益项目推荐

新浪公益意见反馈留言板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4000520066
举报邮箱:jubao@vip.sina.com

Copyright © 1996-2022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