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多地发生“幼儿园喂病毒灵”事件

　　据媒体今天报道，湖北至少又有两所幼儿园被曝“喂药”，其中宜昌市伍家岗区金贝幼儿园涉事的法人代表已被警方控制。

　　此前，陕西省西安市两家幼儿园、吉林省吉林市芳林幼儿园、湖北省宜昌市馨港幼儿园违规给幼儿服用“病毒灵”被本报等媒体相继曝光。

　　对此，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出通报，要求各地组织力量开展幼儿园、中小学校健康服务管理的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行政区域内幼儿园是否有违规组织幼儿群体服药的行为。

　　多个疑问在公众面前挥之不去。为什么出事的都是民办幼儿园，为什么相隔甚远的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给幼儿服用“病毒灵”，为什么处方药可以流向这些幼儿园，哪些部门应该为此负责？

　　涉事四家幼儿园规模不小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目前被警方调查的四所涉事幼儿园，虽系民办，但规模并不小。

　　最先被曝光的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韵、鸿基新城幼儿园均为社区幼儿园。公开信息显示，枫韵蓝湾、鸿基新城两个社区都是西安较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前者总占地207亩，后者规划用地达3800余亩，号称西北第一经适房项目。

　　上述两家幼儿园各设有24个班级，包括大、中、小、托班。两园事发前的注册在园幼儿人数分别是692名、763名。

　　不过，在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出台的《陕西省幼儿园基本办园标准(试行)》中，幼儿园规模以班级数量为依据分为三类，分别是6班、9班、12班，对应人数分别为180人、270人、360人。同时，小班的人数标准为20至25人，中班为26至30人，大班为31至35人。

　　显然，分别拥有24个班级的枫韵、鸿基两家幼儿园的规模，比《标准》中的最大规模12班还多了一倍。

　　“幼儿园作为集体教养机构，其病菌传染性比较强，幼儿抵抗力较差，一旦有人患病，很容易传染给其他幼儿，导致集体性请假。”研究学前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告诉记者，如果幼儿人数过多，而幼教、保育员和保健医人数有限，幼儿园的工作就很难做细致，容易出现漏洞，引发卫生或安全事故。

　　一位孩子在涉事幼儿园就读的家长也曾表示担忧，如有疾病发生，人数多的班级更容易引起传染。这可能是上述幼儿园集体使用“病毒灵”的原因之一。

　　湖北、吉林另两家被发现给幼儿服用“病毒灵”的幼儿园，规模同样不小。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湖北宜昌馨港幼儿园共6个班，大、中、小各两个班，目前幼儿人数为209人。2012年湖北省教育厅出台的《湖北省学前教育机构办园基本标准(试行)》规定，班级班额中，小班人数为25至30人，中班30至35人，大班35至40人。

　　若该园各班人数均取以上标准的最大值，那么，这个配置6个班的幼儿园人数最多应为210人。馨港幼儿园仅比这个数字少1人。

　　此外，吉林市芳林幼儿园有4所分园，新华社报道称共320名孩子就读。《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仅规定各班的人数上限，目前媒体报道没有披露该园的班级数量。

　　张燕表示，一些幼儿园有一定名气之后，便声称要普及优质教育、开设各种分园，但目的还是为了盈利，“一些幼儿园办分园以后管理不过来，较容易出事。”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吴航告诉记者，喂药事件与民办幼儿园缺乏行政监管有很大关系，“各地大力发展幼儿教育无可厚非，但步伐要稳。扩建幼儿园时也要保证教师质量，并完善办园的规章制度与幼儿园监管体系。”

　　退费制度背后的利益驱动

　　西安、宜昌、吉林，三个相隔甚远的地方，为何都选择给幼儿喂“病毒灵”？截至目前，官方调查结果称是为了提高出勤率、保证幼儿园收入。

　　最先披露西安两家幼儿园“喂药”事件的《新民周刊》，今天援引西安两家幼儿园家长的消息，称家长对官方这一说法“普遍认同”。

　　3月20日，西安涉事幼儿园一位家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的小孩每月缴费1000元左右。如果请假超过10天，可要求幼儿园退还一半费用，约五六百元。

　　据他观察，幼儿园平时因生病缺勤的孩子并不多，“好多孩子家里也没有老人照看，如果生病没严重到必须请假，一般都不会缺勤。”

　　退费的依据是《陕西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根据细则，实行按月缴费的幼儿园，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应退还50%的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则按未服务的实际天数据实退还。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涉事两家幼儿园教师的绩效、收入也与学生出勤率挂钩。

　　不过，西安并非所有幼儿园均像枫韵、鸿基幼儿园一样严格执行上述细则。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以求学名义致电该市4家民办幼儿园，工作人员均表示若请假不退保教费，只退每天10来元的伙食费。

　　上述4家幼儿园的幼儿人数分别在100人至500人不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民办幼儿园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学生的保教费用，因为大部分地区民办幼儿园没有政府补贴，仅少数地区的政府下拨一些费用。

　　熊丙奇表示，请假退费的做法已实行多年。幼儿容易生病，加之幼儿园并非义务教育阶段，如果孩子生病，有些父母会希望孩子不去幼儿园。

　　“如果连续一个星期不去幼儿园，却还要收钱，若是孩子在收费比较低的公办幼儿园，家长可能还不在乎；民办幼儿园，收费比较高，半个月不去还收钱，家长不会愿意，希望能退款。”熊丙奇说。

　　熊丙奇分析，虽然要给家长退款，但幼儿园的日常运行费用不变，“如果确实缺勤多，且收入主要来源是学费，学校肯定不希望学生缺勤。”

　　“幼儿园会用多种做法应对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对某个老师提出要求‘叫幼儿最好不要缺勤’，另外一种就是整体喂药。”他认为。

　　病毒灵并非新药，此前媒体对幼儿园可能存在试药的推测暂未得到证据支撑。因100片病毒灵的市场售价通常不超过5元，西安两家幼儿园多年来的病毒灵购进数量为5.46万片，其回扣空间也并不大。

　　3月20日，记者先后致电西安、吉林、宜昌的4家涉事幼儿园的14位教师，对方均婉拒采访或手机关机。

　　处方药流通存在漏洞

　　其实，这并不是病毒灵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2012年，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家跨国企业的8批鸡肉样品检测结果，其中一件检测出金刚烷胺。

　　当时，有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金刚烷胺俗名叫“病毒灵”，属人用抗病毒药。这一新闻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度引起不小的风波。

　　据报道，2005年农业部第560号公告已提出，金刚烷胺类等人用抗病毒药移植兽用，缺乏科学规范、安全有效实验数据，用于动物病毒性疫病不但给动物疫病控制带来不良后果，且影响国家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的实施，因此要求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和使用。

　　作为处方药的病毒灵为何能进入养殖业，这个问题在当年已被媒体追问多次。如今，病毒灵流向的是4家幼儿园，其中，西安两家幼儿园前后10批次、5万片的病毒灵厂家为山西省的多家制药公司。

　　从处方药的生产、流通到销售，究竟是哪个环节容易出现失守？

　　3月20日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以普通企业给员工购药的名义，致电其中的一家制药公司——山西津华晖星制药有限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称“我厂只对有销售证明的医药公司出售药品”。

　　该公司驻京工作人员同样告诉记者这一点。记者追问与其合作的医药公司，该工作人员说了一家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记者以同样的理由致电九州通医药公司，对方称：“我们的客户都是长期、稳定购买的，如果您只是一次买这一种药的话，那可能不能卖了。”随后，他推荐记者自行去药店购买。

　　大量处方药可以随便在药店买到？不需要出具医院方面的证明？记者对此提出疑问。该工作人员随后推荐记者联系一家名为“好药师”的药店，称该店可免去医院方面的手续。

　　“好药师”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药店为九州通公司的直营药店。

　　记者联系了“好药师”药店北京朝阳区某分店，称要一次性购买100瓶以上的“甲硝唑片”。对方称，该药分两种，一种功效较为普遍，可以一次大量取货；而另一种名为“人工硫磺甲硝唑片”的药专治牙病，大批量取货可能有难度。

　　事实上，无论第一或第二种，都属于处方药。当记者就“处方药”的说法与对方再次核实，对方仍坚称：可以卖且无需任何医院方面的材料。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张永鹤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不少药房内设有“大夫”，若“大夫”具有开具处方药资格，则从法律规定上来说是可行的。但他同时表示，大量拿药本身是违反规定的，目前我国有明确规定开药的天数。

　　张永鹤认为，目前我国关于药品管理的法律不断在修改，但一直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药企业和药房一定要管理好药品，政府也应下大力气健全审核机制。

　　3月20日下午，当记者问及相关药品销售企业是否被调查时，西安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通过法律程序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调查有个过程”。

　　哪些部门监管乏力

　　目前，涉事5家幼儿园有关责任人均被刑拘。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一位家长认为，教育、食药监、卫生等职能部门应该承担一定责任。

　　记者注意到，“幼儿园喂药”事件发生后，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表示将解除与枫韵、鸿基两家涉事幼儿园的挂靠关系。

　　该基金会官网公布的多份工作报告显示，2007年，该基金会宣称“以我会名称冠名的‘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韵幼儿园’开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2008年，该幼儿园的表述变成“我会主管的民办幼儿园”。

　　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在枫韵幼儿园开园的第二年，就已经开始给幼儿喂病毒灵了。

　　2012年，与枫韵幼儿园是同一法定代表人的鸿基幼儿园，被吸纳挂靠该基金会。今年事发后，基金会有关人士承认监管不力。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雯建议，教育部门应加强监察，例如，规定幼儿园办园的资格期限，每过一段时间都要进行验收。如出现问题，可取消其继续办园的资格。

　　“学前教育现在没有纳入义务教育，各个地方的学前教育行政部门里面监管人员很少。有些地方连学前教育科都没有。”熊丙奇告诉记者。

　　王雯认为，行政部门在制定分工负责的制度时，应当明确各部门的责任，“比如，药监部门不能只在事后进行补救，而要把工作做在前面，预防恶性事件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说，目前发生了4起喂药事件，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幼儿园喂药应该规范化，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但不能绝对叫停。王雯也认为，在流感易发季节，只要幼儿园事先和家长沟通好，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从合法渠道买进合格药品，让幼儿服用一些预防疾病的药品也未尝不可。

　　西安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涉事两所幼儿园已经进行了重新组合，有关部门从西安市其他幼儿园抽调了优秀教师进入该园任职。

　　“新更换的老师都是西安市区其他幼儿园的精英，学费也会有所降低，听说是500～700元，不过政府还没下达文件。”一位家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考虑到现阶段更换幼儿园比较麻烦，他准备下周让孩子继续入园。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