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益行为进化史：从“捐赠者”到“操盘手”

　　从单纯的“捐赠者”到获得了更多选择权、决定权的“操盘手”，企业在公益中身份的变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政策发展的注脚。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中国企业追逐公益的热情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而当这些企业最终获得了公益发起权，他们正在成为公益政策和模式变革的推动者。

　　1988年——2004年

　　基金会法律地位确立

　　有多少中国人的公益启蒙，是那双渴求知识的“大眼睛”？1989年10月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实施的“希望工程”至今仍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截至去年，累计募集捐款87.3亿元人民币，无数孩子因此获得教育机会。

　　“希望工程”诞生的前一年，我国出台《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一次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了基金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

　　1989年国务院又发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了社会团体的定义、管辖、成立条件与步骤等，成为我国慈善法律体系建设的开始。

　　由于当时所有公益组织都是官方背景，这一时期的企业公益行为还停留在“捐钱”“捐物”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还不发展，资金有限的政府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动员社会力量。”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表示，当时的基金会还是很多部委为解决社会问题，向社会融资的窗口，“希望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2004年——2008年

　　第一家上市公司基金会诞生

　　2004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快车道”，大量的富人阶层产生。这一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在法律上为非公募基金会成立提供了依据，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成立独立的法人实体，回馈社会。

　　2004年，全国第一家上市公司基金会哈尔滨市百威英博城市发展基金会诞生；同年，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基金会四川美丰教育基金会成立。

　　企业不再是被动的“提款机”或者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出钱方”有权管理自己的公益慈善基金，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也被引入公益管理。

　　《条例》的颁布也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基金会发展的“技术性”问题。比如，此前慈善组织的行政经费只能来源于善款的银行利息。《条例》遵循了国际惯例，明确了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同时明确了税收优惠原则，并鼓励基金会保值增值。

　　2008年——2013年

　　公益主导权转向市场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大量企业基金会涌现，企业基金会的增长速度远超公募基金。

　　灾难激发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公益热情。陶泽介绍说，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揭示了其中的变化，汶川地震后，政府指定16家公募基金会募捐；玉树地震后包括民间的所有捐款要“汇缴”政府；雅安地震后，民政部“第一次退出接收捐赠”，民间的壹基金募款首超红总会排名首位。短短四年间，基金会整体募资和透明度情况与2008年相比大幅提升。

　　社会对于公益效率和监管的高度关注，加速促进了慈善公益从权力主导走向市场选择。这一时期，企业基金会作为一种新的尝试，获得了更多的尊重与支持。

　　2013年——

　　官民互动推动公益转型

　　有专家表示，目前，中国慈善事业已经进入到一个官民互动的阶段，推动了更大范围的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将转型概括为三个方向：第一，从传统的救济扶贫，转向引领提升；第二，从个人转向组织化；第三，从传统的接受捐款到充满了活力进行创新。慈善不仅是捐款，慈善也能赚钱。未来，中国也可能出现自己的福特基金会、诺贝尔基金会，通过投资让慈善事业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资源。

　　慈善创新的“探路者”

　　——企业基金会未完成的角色

　　公共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合作”的事业。在这场政府、公众多方推动的民间慈善大潮中，企业基金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对此，有专家表示，我国的企业慈善公益还远远没有释放出应有的活力。“企业基金会的优势不在钱多，而是可以成为社会创新的‘探路者’。”

　　企业基金会发展缺乏“标本”

　　有数据显示，在美国，非公募基金会大多由企业家个人或者家族成立命名。企业基金会只占慈善基金会总数的5%左右。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专家何智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上市公司基金会的概念比较新。公众对于企业基金会的看法也不清晰。中国企业基金会可以借鉴的成功范本十分有限。”

　　目前，我国企业基金会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企业在公益上主要从事环保、救灾、教育、扶贫四大领域，而且大部分是以纯粹捐赠的传统慈善方法参与，实际操作项目仍然较少，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资金使用粗放，这会造成捐赠成本高、效率低、回报低等问题。

　　但另一方面，近两年公益界丑闻频发让人反感，企业又不得不在项目设计、选择上小心谨慎，以免背上作秀的恶名。

　　何智权表示，从现阶段看，企业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倡导者”角色出现，通过对于具体社会问题的关注、引起社会讨论，再介入提供解决方案，是风险较低的操作方式。

　　企业基金会更灵活、更能承担风险

　　陶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会将企业和社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让企业成为推动社会良性运转的“器官”。但是，基金会永远不可能代替政府提供所有的社会服务。“很多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政府的财政资金才能解决，然而，一个项目如果在政府层面推开，一旦错误，将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相比政府、公募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的优势不是钱多，而在于更加灵活，也往往能承担更多的风险。“为社会创新做试验。”

　　陶泽举例说，“免费午餐”就是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的成功案例。一个由公益组织、媒体、企业广泛参与的“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项目，通过试点、调研，其模式被国家全盘接手。2011年，国务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陶泽表示，现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了公益模式创新的探索。比如，一些互联网公司研究用互联网手段，更好地募集资金，促进了互联网时代捐赠形式的建立。“做出好的模式被其他人复制，也是社会影响力的放大。”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刘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