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型公益组织的萌芽与困境

　　2%的勇敢试水者

　　一组数据常被用来对比中美两国在慈善之路上的区别：在美国的社会捐赠总额中，80%来自公众；而中国的捐款中，57%来自企业(不包括企业家个人的捐款)。

　　数据描述了中国公益事业目前所在的位置和未来的发展空间。而我们关心的是，这占了一半以上捐款的源头，中国企业们是如何行走于公益之路上的，在短短二十几年的企业公益发展史里？

　　这一路并非坦途。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亦同时滋生了企业创新的智慧和勇气。截至2012年末，全国共有80家上市公司成立了公益基金会，其中A股上市公司有47家，占2012年末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2%。

　　成立专门的公益基金会，从单纯的“捐赠者”变身有了更多选择权、决定权的“操盘手”，这是中国企业最意味深长的公益故事。我们的“少数派报告”正是以此为起点出发，去寻找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基金会的样本，记下他们的成长与烦恼，为中国公益的进化留下注脚。

　　2%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少？这或许不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理论上，基金会能使企业的公益行为更专业和持续，不过，作为一种新型的公益组织，起步阶段的企业基金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实际操作项目仍较少，比如专业人才的匮乏，比如公众认知度低。在美国，企业基金会也只占慈善基金会总数的5%左右，中国企业基金会可以借鉴的成功范本十分有限。

　　对这些“少数派”调研的价值在于，探索企业公益的方法论——“企业基金会的优势不在钱多，而是可以成为社会创新的探路者”。其一，不再顶着“傻捐”的帽子，而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做公益。其二，慈善也能赚钱，基金会也应该充满活力地进行各种投资，让慈善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资源。

　　所以，感谢这2%勇敢的试水者，它让我们知道，中国企业的公益还远远没有释放出应有的活力。而如何更有效的公益？

　　企业基金会“少数派”报告上

　　发展

　　借鉴国外企业的经验

　　让企业免税落到实处

　　陶泽表示，企业建立基金会的驱动主要包括四大方面：树立品牌形象；提高员工满意度；营造良好经营环境；开拓市场和创新产品。目前，中国企业基金会仍然在探索阶段，可以借鉴国外企业的经验。

　　比如，抛弃“为善无近名”的陈旧观念。可口可乐基金会是可口可乐公司在全范围内的公益慈善分支，通过支持和资助有益于整个社会及企业运营所在社区的各类项目，帮助企业开展在各地的业务。可口可乐基金会从1993年开始，资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项目，目前已经成为在中国时间最久的合作项目之一。可口可乐还将透明公益的理念注入公益项目中，为其全球化推广带来极大收益，让其品牌传播到了中国的最基层。

　　从社会层面讲，陶泽认为，一个迫切的需求就是进行公益扫盲。“有些上市公司不建立基金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部门存在。”

　　在上周刚举行的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轮值主席机构——华民基金会秘书长郭军奇则表示，眼下税收体制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另一大因素。记者获悉，目前并非所有的非公募基金会都有免税资格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仅有评级达到4A/5A级的基金会才有机会领取，且到期还需要审核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呼吁，非公募基金会的免税资格和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应该合二为一，让企业免税落到实处，获得更宽松的发展环境。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王丽娅

　　■当局者说

　　万通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陈键：

　　每年一半资金靠冯仑捐助 

　　17万人城市生态社区受益

　　“帮助一个人，教其如何种粮食比直接给面包吃更重要，我们要做影响力公益。”

　　记得半年前在成都银闸社区，我们举办过一个项目社区分享会。当时，资助性合作伙伴、资方和执行方一起分享项目给大家带来的变化。年过七旬的杨阿姨首先发言，她说：“以前，在常年居住的老旧小区内，进门200平方米的公共绿地早就变成了小狗拉屎场所、停车道，甚至是扔东西的垃圾场，谁见了都要避退三分。”杨阿姨所描述的情形，正是万通基金会、爱思创新、街道办和居民一起讨论的问题。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城建办出面帮着把这片地重新翻了变成菜园子，但条件是小区居民必须认领和管理。

　　杨阿姨是率先认领了地的小区居民，她种了小黄瓜、西红柿，还和邻居换大蒜吃。杨阿姨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愿意下楼了，不仅从单纯的电视生活中摆脱出来，用淘米水浇灌、液体肥施肥，还觉得自己有事干了；其次，以前和邻居是点头之交，和邻居一起种菜后话多了，日子比以前过得好了，也不总盼着子女早点回来了。”这样的事情，万通基金会用5年的时间在北京、天津、杭州、成都等城市做过55个社区，受益人群17万。

　　每年花150万到250万投入到城市社区(包括普通小区和别墅社区)，万通基金会经历过纠结和选择。2008年万通基金会以400万原始基金创建时，定义很广，初衷是希望参与到多个公益项目中去。没想到两周后就发生了汶川地震，基金会一下捐出了一半的钱。紧接着，想也没想就都投入到抗震救灾的队伍中了，结果回来总结才发现，即便成立一个基金会也不是想象中的无所不能，这才最后定位只干一件事情——做城市生态社区、人文社区。

　　万通做公益算是摊上一个冷门。之所以说“冷”是因为连合作的NGO(非政府组织)社团都难找，10个NGO能找到一个愿意做环保的就不错了！还有环保是个搭便车的公共领域范围，没有竞争性、排他性的产品，因此人们觉得只要别人做了，自己也能受益。但冯仑先生认同我们的想法，所以至今万通基金会每年还有一半的资金靠他个人捐助。

　　接下来，万通基金会想把项目做得小而精，细到每一个城市做一到两个精致社区；同时还要努力发展人才和志愿者团队，让他们有参与感；无论事情大小，万通基金会认为做事儿有始有终很重要。万通未来的目标，是让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情，最终帮更多有钱人高效管理和运作善款，“帮助一个人，教其如何种粮食比直接给面包吃更重要，我们要做影响力公益。”

　　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

　　国内公益基金会发展处于“青少年”

　　5年内迎来基金会激烈竞争时代

　　“尽管提到非公募基金会，有些老总还误以为是如同‘博时基金’这样的理财产品，但中国公益基金会正在花30年的时间去追赶有着150年公益历史的美国。伴随着这种‘火箭般’的发展速度，中国基金会必将在5年内迎来激烈的竞争时代，优胜劣汰。”

　　1981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家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由此拉来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序幕。等到 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希望工程作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登场，正式进入借助社会民间资本解决当时贫困的阶段。此后，在1995年到2003年期间，中国基金会一直维持在500多家没再从数量上增长，而是进入全面整顿期，这期间一直是由人民银行和民政部担当基金会的主管部门。

　　直到2004年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落地，基金会开始重新定位。中国基金会在试图用30年的时间去追赶美国150年的历史，每个阶段的发展周期都在明显压缩。但从鲜有的上市公司基金会数量、严重匮乏的有质量的民间NGO服务团队方面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还处于“青春期”。

　　我们一直在研究基金会的发展趋势。10年前，美国基金会中心拒绝接待我们团队，大家回来的第一个意识就是注册了基金会中心网这个域名。3年前，美国基金会开放了，愿意对外分享所有数据，我们立刻去学习，意识到信息透明化才是基金会的生命线。我们启动基金中心网，大量倡导信息数量的透明化，希望推动中国基金会更加规范化运作。

　　圈内人都知道，按照现行政策，非公募基金会以收入的 10%作为行政管理经费，仅靠这点资金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运作资金变得更雄厚，才能有10%的资金扩容，让基金会良性运行。而聚集资金的最核心因素，最直接的是让出资方知道已经花出去的钱用在哪儿了！以美国铝业基金会为例，其理事长就是出资企业的全球总裁，他全年主要工作就是考虑上千万美元的资金通过基金会怎么花出去。企业回馈社会，有多维度的考虑，驱动因素包括建立一个好品牌；获得企业员工的认同感；给企业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针对客户进行就业培养；甚至可以资助研究所，用较低的成本进行新产品的研发等。美国教授波特说过，战略慈善是一种好的方式。中国企业家也会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从非公募基金会爆发式增长的现象判断，5年内必然迎来一个激烈竞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