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1.5％基金会资助过草根组织

　　今天下午，5家本土草根公益组织联合发起的百家NGO参与“中国基金会评价榜”发布会将举行。

　　这是国内草根公益组织首次大规模对基金会进行评价，在本报记者获取的报告中，全国3000多家基金会中仅有1.5%曾资助过草根组织，在对基金会的评价上，国内基金会得分普遍低于境外资助方。

　　长期以来，草根组织和基金会之间，私下互相抱怨挺多，合作很少，评价榜最终是促进双方的理解和合作，还是加深分歧，仍有待观察。

　　京华时报记者王辉

　　“亲，给个好评呗”

　　我们取意淘宝上买家对卖家的评价——亲，给个好评呗，让NGO对他们的资助方进行打分评价。

　　9月中旬，四川一家救灾机构负责人黄叶(化名)收到一份邮件，让他帮忙填写一份关于“百家NGO眼中的基金会”的评价问卷。在这份给他的邮件里，要求黄叶所在的机构就其与资助方的合作关系的五个方面进行打分，而作为发起主办方则保证为其保密，不会泄露其信息。

　　北京某环保机构负责人白羽(化名)也收到这份评价填写的邮件。他对此并不意外，之前就曾听说有此事，且草根组织对基金会的“吐槽”在私下也是公开的。他解释，基金会有天然的优势，受资助的NGO虽拿钱做事，但有时观点难以表达，甚至“有时为了接受资助不得不妥协”。

　　“传统上都是资助方对NGO进行评价，而少有受助的NGO对基金会进行评价”。所以，“我们取意淘宝上买家对卖家的评价——亲，给个好评呗，让这些NGO对他们的资助方进行打分评价”。该行动发起人之一、罕见病发展中心负责人黄如方，对此次行动发起的缘由作出上述解释。

　　评价基调是“竖大拇指”

　　对做得好的基金会以进入最终名单表彰，鼓励更多的基金会参与到资助的行列，改善与NGO的不平等合作关系。

　　今年7月，黄如方与另外4个志趣相投的NGO朋友——爱聚公益创新机构的安猪、北京新公民计划蔺兆星、乐龄合作社王艳蕊以及社会资源研究所李志艳，共同发起了评价基金会的行动。

　　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决定“给基金会好的评价”，对做得好的基金会以进入最终名单表彰，以鼓励更多的基金会参与到资助的行列，改善与NGO的不平等合作关系。

　　黄如方解释，“相信基金会能理解和认同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并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此次评价的指标体系，只针对基金会与民间组织之间的资助合作关系，而不是对基金会本身做评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中心主任邓国胜评价，这是本土草根组织第一次给基金会打分和排名，意义重大。不过，他也表达了担心，如最终的基金会评价榜单出来，“过于负面，则倡导的效果会适得其反。”

　　为表彰最终排名靠前的入选基金会，他们还打算给入选的基金会颁发一个带有竖着大拇指形状的透明奖杯，并命名为“金桔奖”。

　　百份评价花了两个月

　　完成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预计，黄如方事后分析，这可能与草根组织负责人繁忙有关，需不断打电话催促其填写。

　　在基调明确下来后，评价基金会工作进入实质操作。五个人本以为会一切顺利，但最终发现并不容易。

　　光确定下5个评价基金会的指标，就花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而这仅是开始，更多的困难接踵而来。8月初，他们拟定一份“百家NGO眼中的基金会”评价问卷，然后从中国发展简报在2013年公布的一份拥有251家中国NGO的名录中随机抽取了150份NGO名单，接着由五人各自领取30份NGO分别发邮件联系前往特定的在线网页填写。

　　邮件陆续发出，评价反馈也在陆续收回，可到9月中旬，在线问卷统计显示一共只收到88份来自草根NGO的基金会评价，这远远没有达到当初五人设计的百家NGO参与的设想。没有退路的五人齐心合力，再进行问卷追踪，最终收到109家草根组织的评价，其中有效问卷103家，此时已到10月。

　　“完成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预计”，黄如方事后分析，这与草根组织负责人繁忙有关，需不断打电话催促其填写。同样，不愿意反馈评价基金会的NGO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华东地区某家NGO负责人吕青(化名)在9月18日收到了主办方的邮件，却婉拒了这项调查。吕青担心这会牵涉到不方便对外透露的资助方。

　　经过努力，100家的基金会评价信息终于收集完成。李志艳和一两个同事对这些收集上来的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分析，并完成了一份“百家NGO眼中的基金会”的评价报告以及榜单。

　　国内基金会评价“完败”

　　发起人用四个关键词“昏睡”、“完败”、“充电宝”、“红娘”解读报告。

　　据报告显示，共有22家基金会获得超过5家及以上的NGO评价，其中境内14家，境外8家。根据这22家基金会最终得分情况形成了基金会评价榜总榜单。同时根据各分项得分情况，也排出各分项榜单。

　　但对照国内基金会和境外资助方的各项排名，结果显示在设立的五个评价标准方面，国内基金会的得分都低于境外资助方。这五个评价标准分别是草根组织普遍关心的“平等合作、行政支持、资源共建、权变管理、恰当干预”。

　　“真是完败呀”，黄如方透露道，但这也并不出乎他们的意料。其中在境内外所有机构对比中，差距排在第一位的是五项评价标准中的“资源共建”，得分也是最低，远低于其他指标，这反映出境内基金会在为草根NGO引入外部的资源方面，与境外优秀资助方相比，“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样，在“对草根组织的管理做恰当的干预”，以及“支持民间公益组织行政费用”等指标对比中，境内基金会在与草根NGO的合作关系相较境外基金会而言，仍需改善和加强。

　　但也有意外的发现，甚至是“超出预想”。李志艳说，“原以为境内真正做资助的基金会特别少，大概在20家，但最终却出现了50家”，而且也出现了第一回听说的“另类组织”，如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大猫基金会。这也让李志艳“激动”。

　　同样这份报告中的一些发现，也打破之前李志艳认为的“中国NGO认为境内基金会对其态度不好”的假设。他解释，虽然这项评分与境外资助方对比有一点差距，但却是唯一的一项打分均值在8分以上的指标，不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基金会仍需加强自身的专业能力”。

　　有关报告中的重要发现，五位发起人中的四位，将在今天分别用4个关键词“昏睡”、“完败”、“充电宝”、“红娘”来解读。

　　此外，截至目前，获颁“金桔奖”的5家境外资助方和5家国内基金会的榜单一直没有对外公布，主办方透露将悬念留到今天下午。

　　不能靠一次榜单唤醒98.5%的基金会

　　“会有改善的作用，但能让基金会改善到何种程度并不确定。”

　　在这份报告中涉及到50家境内基金会，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中国内地基金会的总数是3417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369家，非公募基金会2048家。

　　资助草根NGO的基金会为何这么少？李志艳解释，这可能与调研的NGO样本量比较小有关系，尚有一些资助基金会没有被纳入进来。究其原因，还是跟基金会发展、NGO自身能力以及捐款公众的认知有关。

　　邓国胜解释称，上世纪80年代，国内基金会成立之初都定位在自己筹款自己来做事，如今想要转变资助草根NGO“习惯很难转变”，而且NGO自身的公信力和能力弱，让基金会有所顾虑其能否承担项目之责。此外，捐款人的认知也需转变。公众不认同基金会转包支持草根NGO来做项目的方式。

　　对这份榜单会带来的意义，邓国胜认为“对基金会会有所触动，起到一定的作用”。黄叶也持这样的观点，“会有改善的作用，但能让基金会改善到何种程度并不确定。”

　　一些上榜的基金会反映也很积极。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评价，“这是一个好事情，是在帮忙基金会的工作。”基金会如让资助的草根NGO去反馈，他们可能会“比较客气”，而第三方相对客观也便于基金会了解到他们不愿意说的反馈。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中国区负责人吴昊亮，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草根NGO的客户认可与否是基金会的最大的评价标准。”他高兴自己所在基金会能够进入到榜单，并透露他已经收到了主办方的邮件邀请，出席当天的发布会。

　　而白羽，在上周也收到同样邀请出席的邮件。他期待，资助方和受助方，可以“慢慢建立一个互动良性的反馈沟通机制”，当资助生态越来越好时，社会就有良性的变化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