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珉”实验为何兵败河南？

　　“按照格莱珉银行最初的规划设计，在一个项目点投入启动资金后，三年后就应该能够完成自主经营，即成长为一个有造血功能的独立金融机构。”然而，让扶贫社管理人员颇感失望的是：近20年来，尽管扶贫社所服务人群与贷款额度都有增长，但它们显然仍是一块长不大、紧紧巴巴的“实验田”。

　　有“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学者杜晓山及其团队，近20年来在河北、河南多地创建中国首批扶贫经济合作社，被誉为中国人自己的“穷人银行”。20年过去，这场实验并不是那么成功：部分试点“拖欠贷款严重”、“财务管理混乱”、“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转移挪用公款现象频繁”、“公款私存”等，让项目偏离设计者初衷；此外，资金短缺也让项目维续艰难。

　　终于，在今年6月下旬，杜晓山选择了将河北涞水县的一个扶贫社“外嫁”给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外援的介入，能否让这场草根金融的扶贫实验“起死回生”？

　　穷人能拥有自己的银行吗？

　　1994年5月，号称“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学者杜晓山及其团队在河北易县，摸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扶贫经济合作社。它其实就是第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穷人银行”，一种全新的乡村金融模式。

　　今年6月下旬，在太行山东麓的国家级贫困县———河北涞水县，杜晓山及其团队将一手拉扯了近20年的扶贫经济合作社，嫁入同样是经营小额信贷业务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基会”)下属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

　　“这是一次重要会师，是让这个由杜晓山所创造的神话、20年后能够薪火相传的一次会师。”在简单的交接仪式上，扶基会执行会长何道峰重申：小额信贷的生存信仰法则，就是绝不“垒大户”，只做一种面对贫困或低收入人群的草根金融。

　　杜晓山的“格莱珉”实验

　　1992年，举世闻名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迎来了一群前来考察的中国人———

　　这是由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一次考察。当时正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杜晓山即在其中。这次考察，目的地除了孟加拉，还有南美、东南亚等国家的小额信贷组织。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过一些学术会议或学术交流活动，杜晓山就已经接触到了格莱珉银行的相关信息。在他看来，格莱珉模式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神话。“借钱给无担保、无抵押的穷人，五户联保，每周还款，贷款对象以贫困妇女为主，而且还能有98%以上的还贷率。”“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杜晓山明白，这样的金融服务规则，从根本上颠覆了百年银行业法则。

　　“如果将这样的金融模式带入中国，会怎样？毕竟中国同样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及贫困问题。”1993年10月，杜晓山再次来到孟加拉，到基层格莱珉银行参与培训学习。回国后，杜晓山带回了格莱珉信托基金的15万美元，开始推行他的乡村金融扶贫梦。

　　“当时主动引进这个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三个问题，一是长期扶贫过程中，存在国家扶贫款穷人借不到，绝大部分都被截流现象；二是即使到了穷人手里，也还不上贷，大多变成了捐款；三是负责扶贫的机构自身也无法独立生存。”杜晓山称，国内扶贫长期存在且无法克服的三个致命缺陷，格莱珉模式恰恰都能解决。“它能让这种金融模式自我造血，自我成长，非常难得。”

　　于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经国家相关部门同意，杜晓山所在的社科院担负起国内小额信贷的扶贫实验。后来，福特基金会又资助了5万美元，其中3万美元指定用于研究、培训和操作。

　　“相当于是17万美元起步。钱有了，但在哪儿起步呢？”杜晓山想，既然是做实验，距离太远也不现实，于是选在离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河北易县，开始建设第一个实验点。杜解释道：“易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有大面积的山区、丘陵和平原，地理要素齐备，能代表中国贫困县的基本格局。”

　　1994年，面对诸多争议，杜晓山团队以社团注册的名义，在易县先注册成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扶贫社)，然后开始在该县西陵镇五道河村试运行小额信贷。是年5月24日，五道河村民朱秋菊从扶贫社领到了第一笔贷款1000元。

　　一名扶贫社老工作人员回忆，最初扶贫社的运行模式，几乎完全是生搬硬套格莱珉银行已经成熟的运行模式，即：贷款以妇女为主、五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贷8%(实际16%)的贷款利率、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等。如果按期还款，贷款人则可以继续再贷，并提高贷款金额。

　　“初期进行得非常顺利，老百姓不仅没有抵制，而且非常配合地遵守规则，尤其是头三年，还款率达到100%。”杜晓山印象比较深的是，当初易县第一家扶贫社试点时，还担心无人来贷，结果村里喇叭一广播，当场就来了70多户村民要求贷款。此后一两年内，扶贫社先后在河南虞城、南召、陕西丹凤、河北涞水、四川金堂等地，纷纷建起类似实验点。

　　到2008年底，社科院下属扶贫社已共下拨给县级扶贫社1600万元贷款本金，使用贷款的农户达到1.5万户，扶贫社累计发放贷款25000万元。“最多时，我们的放贷农户有1.7万户，最高单笔放贷达到2万元。”扶贫社工作人员称。

　　艰难求存

　　“首笔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贷回15万美元，以当时汇率1：8.2算，折合人民币146万多元。”扶贫社项目负责人李谊青记得很清楚，当时每一个项目点的初始资金大约都是150万元人民币左右，其中格莱珉资金中40%是无息贷款，60%资金要计2%的息，总体利息要比国内商业利率低1.2%。

　　由于其仅是一个学术实验，社科院除了研究学者，根本无法拿出更多人力进行专门管理。其后几年间，社科院除抽调两三个人在京协助引领项目外，在地方，则主要采取了与当地政府扶贫办合作的方式运行，不少扶贫社直接挂靠于县扶贫办下边。这种管理模式，最终埋下了巨大隐患。

　　“当地政府动辄干预，让扶贫社很为难。”一位工作人员称，比如在易县扶贫社刚成立不久，一名腿有残障的人士前来申请贷款。扶贫社调查后发现，此人一向游手好闲，无正经营生，担心贷款无法回收，因而拒绝了其贷款要求。可此人找了县领导批条子，要求扶贫社发放贷款。扶贫社虽最终没有同意放贷，但以后工作上的磕磕绊绊就多了很多。

　　1999年，离退休还有四年的李谊青老师，接手管理社科院下边的四个扶贫社。一次，李老师到一个扶贫社中心点开会，听完汇报后，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这里的复贷率是多少？”对方回答：90%以上。这个数字让李谊青很不是滋味。

　　“借钱给穷人，是希望他能借此脱贫，这个数字不是说明放贷没有效果吗？”李谊青深入了解后发现，除了农户正常借贷还贷盈利水平偏低外，这家扶贫社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当地政府扶贫办领导的子弟或亲戚；有信贷员变相垒大户的情况；以及一段时间内大面积贷款无法回收等。

　　2002年，河南南召扶贫社工作人员发现：每次到其下属的云阳分社收回贷款时，这家分中心主任总是早都已经将大部分回款收齐。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云阳分中心主任特别能干，所以回款快。是年秋天，信贷员贺庆满留了个心眼，发放贷款时，在每张钱上做个小暗号，结果一段时间后，回收的还贷款里，居然大部分都是有记号的钱。这一发现，让南召扶贫社慌了。于是决定对云阳分中心停放款一段时间。

　　到2002年冬天，云阳分中心终于再也无力还贷，造成拖欠。原来，这位分中心主任自己通过多拿身份证的方式，将该中心原本分散的小额贷款全部贷到了自己名下，然后以贷倒贷，制造了一种正常运作的假象。

　　2000年前后，社科院下派工作组到河南虞城检查，跟扶贫社工作人员一起在一个仓库里住了一两周。临走前一晚，扶贫社一名干部深夜敲开了门，说了一句话：“我不说对不起我是共产党员，扶贫社再不抓，不出两三年，这个社就完了。”

　　社科院意识到问题严重，再次派驻工作组下来进行专项调查。结果一连花了两年时间，才基本调查清楚———

　　虞城扶贫社中心主任马应山(化名)，原是县扶贫办领导挂职。马特别想当县扶贫办副主任，离开扶贫社。这期间，恰好县委副书记受当地一种香菇大户的委托，找到马说情，希望能贷款给香菇大户。马于是伪造了一批小额信贷手续，给香菇大户放贷20多万元，却只给签名联保农户一批种香菇用的洞洞眼袋子。后来这笔款成了烂账，还不上来。此外，马为了讨好县政府，还私自接手了县里一笔有欠账30万元的小额信贷项目，致使扶贫社再次承担15万元债务。

　　“这次调查，我们两个人长期下驻基层一年，光调查费用就花了28万元。”李谊青坦承，在下边基层调查真相特别难，当地人一开始对外地来的调查人员基本不会说实话，而且与扶贫社当事人大多沾亲带故、多少都有些熟人关系。

　　两年后的调查显示：虞城扶贫社贷款拖欠问题严重，截至2001年4月，该社贷款余额为263万元，其中拖欠贷款额为143万余元，占贷款余额的54 .37%。此外，虞城扶贫社还存在“财务管理混乱”、“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转移挪用公款现象频繁”、“公款私存”等现象。

　　“这件事暴露了管理上的众多问题，也让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经验，不能让当地干部身兼数职，这完全无法保证扶贫社资金的独立、安全运行。”社科院透露，后来在虞城事件中，除了开除马应山，还开掉了这个社几乎一大半的工作人员。

　　2007年前后，扶贫社最初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借来的种子资金，已基本用完。虽然在小额信贷实验过程中，也陆续接收过台商杨麟先生、一位德国老太太、个别中资企业等零散捐赠资金注入，但随着项目深入开展，扶贫社资金压力与日俱增。

　　“2006年夏天，福特基金会在发放了最后一笔款后，再也不资助了。”李谊青称，这让纠结复杂中的扶贫社雪上加霜：“自项目启动以来，福特基金会每年都会拿出80万美元支持，抽走这笔资金，项目管理就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按照格莱珉银行最初的规划设计，在一个项目点投入启动资金后，三年后就应该能够完成自主经营，即成长为一个有造血功能的独立金融机构。”然而，让扶贫社管理人员颇感失望的是：近20年来，尽管扶贫社所服务人群与贷款额度都有增长，但它们显然仍是一块长不大、紧紧巴巴的“实验田”。

　　市场变局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我们引进并实验了格莱珉金融模式，结论证明在中国是完全可行的。”6月下旬，在交接仪式上，杜晓山称，作为一个社科研究项目，其阶段性研究任务已经完成，希望未来这一金融模式能在中国有更好的发展。

　　在讲这段“送嫁”语时，杜晓山也并没有回避扶贫社在管理和资金方面存在的困难。“我们缺乏专业金融管理人才，北京总部总共才5个人；地方基层中心所招聘之人不是没读过书的妇女，就是下岗再就业工人。”

　　“21世纪后，国外募款已几无可能，人家都觉得中国已经富有了，不应该再利用其它国家善款来解决本国贫困问题。”

　　但在“迎娶”方中和农信眼里，扶贫社20多年的发展中，其间最最要紧的：是一连错失了两个最最重要的升级发展时机。

　　“与其它国内试点的小额信贷项目一样，我们也是1996年世界银行在秦巴山区扶贫时开始启动的小额信贷，操作上基本属于N GO模式。”现中和农信品牌总监王静艳介绍说，在1996-2004年期间，扶基会下属的中和农信一样仅属试点阶段，项目规模很小，也同样面临诸多困惑：“我们身份很尴尬，它不是传统银行，也不同于其它N GO扶贫机构，它介于一种准金融机构的性质，政策上没有明确身份。”

　　2005年，国家基金会条例允许基金会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这是第一个发展机遇，中和农信借机进行了治理机构改制，将全部分支机构变为直属。而扶贫社没有改，仍是挂靠当地扶贫办。”此后，2008年，中和农信历时3年多，研发出了自己统一的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并成功将贷款客户信息接入人民银行征信体系，而此时的扶贫社还纠结在各种管理泥淖中。

　　“2008年改成公司后，业务开展很快。”据中和农信统计，目前该小额信贷公司已在全国15个省共开设75家分支机构，累计发放贷款57万多笔、44亿多元，让全国150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也就是说，在国内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大大小小两三百家小额信贷机构中，中和农信的公益性小贷项目已成长为最大的一家。”杜晓山对中和农信的成绩相当肯定。

　　2009年，一个美国人希望能注资中国社科院下属的扶贫社及其它两家小额信贷项目。在讨论由国家开发银行做出的注资方案时，发现扶贫社一个项目实验点的工作人员少算了5名，引起该项目实验点人员上访。这次注资方案最后不了了之。此后，“小额信贷之父”杜晓山向同属致力于消除贫困的中和农信伸出了橄榄枝。

　　“作为一个书生，杜晓山是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为实验小额信贷模式一直多年奔走。这次接管，也正是为了能够将这一特殊金融模式在中国薪火相传。”扶基会执行会长何道峰在河北涞水接管仪式上强调：接管后，其最大一个变化将首先是改变公司治理机构，即不再与地方扶贫办挂钩，而是独立的公司运营制，所有工作人员均由市场招聘；其二，将坚持小额信贷草根金融的生存信仰：绝不垒大户，只针对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贷款。

　　“我们做的，是传统银行不去做的那一块，草根金融就是我们的生存信仰，这个根本不能动摇。”何道峰表示，在接管扶贫社以后，中和农信未来几年内，将努力向“年服务覆盖人口100万、发放贷款总额100亿”的双百目标冲刺。

　　目前尽管离尤努斯教授创立的独立金融机构、股权归于平民等格莱珉模式还有着不短的差距，但中和农信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无疑意味着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市场未来几年将面临洗牌，那个真正“属于穷人自己的银行”梦正日渐清晰。

　　采写：南都记者 杨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