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借难还”呼吁公益转型

　　广东深圳地铁集团日前透露，免费借给乘客使用的“红雨伞”遭遇好借难还的尴尬。一年来，共借给市民2000多把雨伞，只有70把还了回来。现在一些地铁站的红雨伞一把都没了。工作人员曾尝试着联系部分借伞人，却发现登记的电话号码常显示是空号。(5月8日《南方都市报》)

　　在传统的道德话语里， “有借有还”的社会规范是一种美德；但规范仅仅在道德上有价值还不够，还必须在实际生活中有价值。换言之，如果一个规范只有道德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那么，这种规范就不会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尊重与认同。这正是造成免费伞“借多还少”的关键。

　　一个好的规范，应该是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规范才能具备强烈的、持久的、普遍的行为感召力和激励力量。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免费伞“有借有还”作为一种柔性规范，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再加上有假名字、假电话的“空子”可钻，“借多还少”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有效地治理“借多还少”现象，不仅需要凝聚起老百姓对重建道德秩序和社会诚信的共识，也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针对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实，“红雨伞”公益活动主办方事先已经预料到“借多还少”的可能性，并采取了相应的应对举措——除了补齐丢了的红雨伞，还通过增加出租车投放力度、以抽奖方式鼓励人们还伞等途径，来消减“有借无还”。

　　社会诚信的道德回暖也好，城市文明和市民素质提升也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唤醒沉睡的良知，更多的时候要靠培育和鼓励，而不是抱怨与批评。就此来说，公益活动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补充，也要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型升级，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既扩大公益活动的覆盖面，也提高公益活动的质量。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所言，不管一个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人，都会从中发现漏洞。而能够堵住这些“漏洞”的，除了个体的内部约束和行为自律外，也需要提高规范的使用价值和外部控制力。只有公益组织审慎操作、市民践行契约精神，免费伞才会“有借有还”。

　　杨朝清(知名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