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载难治”的另一面是农民工回家难

　　2013年春运的开场有些“惨烈”。2月1日至2月2日，24小时内5起重大交通事故接踵而至，60人丧生在返乡途中。这其中，甘肃宁县客车事故尤其让人揪心，事故发生在宁县城郊2公里的山坡上，县城里阑珊灯火已近在眼前，走了一千多公里，只要再坚持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终点。家门近在眼前，可惜这返乡的18名乘客只能在世界的另一端回望故乡。

　　每一起客车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超载”似乎已成为一个固有的原因。贵州那辆翻下山坡的客车，核载19人却实载34人。与其相比，甘肃宁县出事的客车超载并不算十分严重，核载47人，塞进了54人。宁县的这起事故中，“超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多出来的7名乘客绝对也是违规的。

　　最简单的车辆超载问题，交管部门查了这么多年为何还是屡禁不止？如果梳理一下舆论对超载的关注角度不难发现，最开始是拿交管等监管部门“开刀”；随后，舆论又开始批评司乘人员，因为运营公司唯利是图，因为乘客没有安全意识，缺乏了自我约束，再严苛的监管下都可能有漏网之鱼。可是，如果留意了甘肃宁县客车“超载”的真正原因后，我们或许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批评“超载”的理由时其实没有立足现实。

　　甘肃宁县事发的大客车是从衡水出发。据记者了解到，河北衡水是甘肃庆阳劳务输出的主要集中地，庆阳市各县区在衡水务工人员约10万人。宁县当地一些干部说，如果有四分之一人回家过年，就会给交通造成巨大压力，而从胜芳镇发往庆阳的正常班车每天只有一趟，每年这个时候，务工人员就会集体包车回家。其实那些回乡的农民工未必不懂“超载”的危险，可是火车票汽车票都买不到，要回家就得包车。事故车辆就是甘肃庆阳市宁县、合水、庆城等几个县在河北打工的务工人员集体包的车。

　　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春节，这些农民工回家的心情该是多么迫切。这时候如果给他们灌输“回家的心情再迫切也不能超载”的规则意识，或者安慰他们“留在异乡过年，哪里都是家”，这些话未免过于矫情。当回家的渴望战胜一切的时候，“区区”7人的超载程度能够“震慑”他们吗？显然不能。

　　在那些农民工劳务输出的地方，不知道还存在多少类似的超载现象。如果说平日里的“超载”是因为运营公司唯利是图、乘客缺乏规则意识，那么春运期间的这些“超载”情况至少反映了农民工回家难的困境。都说春运是一道中国式难题，需要集结“中国式智慧”来化解，媒体也在呼吁集结全社会力量来解决春运难题，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包车”或者“拼车”的解决路径。那么，具体在甘肃宁县的这起客车事故中，如果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政府部门能够通力协作，多派一些班车送农民工回家，而不至于一天只有一趟，超载还会如此严重吗？悲剧还会发生吗？

　　有些时候，批评者总是站在道德优势上质疑这些乘客“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明知“超载”还要硬生生地往车上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从甘肃宁县客车事故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农民工的这些“超载”，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这个时候，批评监管者乃至批评运营者和乘客自身，恐怕都是徒劳的。如何化解“超载难治”的另一种可能，还须从别的路径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