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旺盛：催化式慈善 促进公共医疗卫生发展

　　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2年会在广州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财劲其用，追求卓越”，出席年会的共有316 家机构，共500余人。以下为“专题论坛：战略公益与社会创新”中 香港择善基金会总裁李旺盛先生 发言实录。

香港择善基金会总裁李旺盛先生

　　李旺盛：各位早上好，也谢谢友成安排了这么一个专门的讨论，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也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基金会的基本情况。

　　择善基金会是一个家族型基金会，既没有公募也没有私募，就是家族，由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陈振涛先生创办，是专门用于投资社会的，主要关注的是提供教育机会。择善基金会是家族第二代集体组织的。陈先生有个想法，慈善是家族传承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代的慈善活动了。

　　我今天着重介绍一下择善基金会的情况，我们的网址在那里。我们主要强调三个原则。我们做社会投资，拨款的时候首先考虑它的社会效应。第二个强调战略，前面各位也提到做慈善一定不要各自为政，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精神，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效应。第三是赞助的项目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效应，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项目十年八年永远赞助下去，赞助停下来它还能继续下去，这一点很重要。不仅仅是那个机构能继续下去，而是在社会层面能够继续下去，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赞助范围就是医疗、公共卫生和教育师资、能力培育。因为我们是在香港，所以把香港作为一个专门的地区来考虑，慈善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推动慈善的发展。另外是赈灾，更重要的是，灾后社区能力的康复和保证。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大家都捐钱，可是过后实际上灾区的重建和康复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十年、十五年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一点大家看看四川就能想清楚。当然有很多机构在盖房子，重建学校、医院什么的，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考虑几点，一个是社区的能力康复。比方在四川就有一个问题，一些重灾区的社区组织领导系统都瘫痪了，80%以上，将近90%的社区各级领导干部家里要么自己亲人有死伤的，或者认识的人有死伤的，整个社区都解散了，所以整个社区能力的康复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康复的情况，怎么样能把社区重建起来。因为有了新的居住区，整个环境都变了。同时特别重要的是，社区实际上是与公共卫生挂钩的。怎么样在灾区解决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心理咨询，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些做法。

　　刚才有人也提到，我们做慈善不可能什么都做，也不可能无处不到，资源肯定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源和非常庞大的需求下，怎么样发挥作为家族基金会的优势。其中一点，就是灵活。我们的灵活是什么？

　　有人经常说，你们一年预算是多少？我说实际上没有预算。这样我需要什么就跟我的资方说，三个月以后我可能有一笔一千万的捐出去了，在三个月底你有那个现金给我就行了。另外我们比较强调效应，大多数的捐赠项目都是起码三年，就是给你承诺三年的赞助，甚至五年，这样一方面项目效应才能体现，它机构本身也能够借此有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也是我们考虑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强调社会效应。我们一般赞助的项目都是试点性、示范性的项目，通过它能够复制，而且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层面的发展，比如改变或改善现有的政策，或者促进新的政府政策发展。这就是刚才Cliff 上面讲的，就是在部委，政府到部委也要有一个创新过程，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我现在讲，我们公共卫生不是什么都做，我们比较重视像新生儿重症监护、先天性心脏病等，并不是去捐赠直接治疗，我们注重能力培养。就是培训医务人员，高级的医务人员，这样他们能够带动。比方说先天性心脏病在西藏就特别高，超过7%的新生儿都有这个问题，而先天性心脏病实际上通过手术是可以治好的。但是问题是，那边没有这个能力来诊断，等到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给他们先买机器，然后培养他的医务人员，而且培养当地的医务人员。藏族那边有藏医，那边医院里一些汉族医生干几年就走了。所以我们要求受训的全部是藏族医生，我知道他不会走，他现在还都在那里。其实现在在西藏，只要是19 岁以下的人，都可以免费得到诊断治疗。

　　这个战略重点就是，我们在时间上、在资源上做长期的，我们对这个做了十年计划，十年有效控制乙肝病毒的传播，进而消除乙肝。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乙肝大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选定乙肝？因为实际上不光中国，世界各种疾病很多，像克林顿基金会他们都推动很多。为什么要推动乙肝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数字，第一，全球有20 亿人携带乙肝；第二，现在世界上有3 亿5 千万人是乙肝常年的慢性携带者。而全世界艾滋病人的数字是3000 多万。你再看乙肝的传染率、感染率是艾滋病病毒的50 倍到100 倍。在整个亚太地区，有超过2 亿7 千万人是携带乙肝的患者，根据2009 年WHO 的统计，有60 万以上的人死于乙肝引发的各种肝病、肝癌、肝乙、肝肿大、肝硬化等疾病，中国每年26 万人以上。但是说出来大家又不敢相信，WHO 整个世界卫生组织到2009 年还没有一个专职的病毒性肝炎官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金会决定把这个作为一个战略重点，不光是在中国而是在亚太地区。为什么亚太地区占的比例那么高呢？

　　这是人种决定的，比方北非那边实际上乙肝携带率也挺高，但是它每个单位的乙肝病毒只有亚洲病人携带率的1/3 左右，这就是为什么亚洲人更容易感染乙肝，更容易引发肝癌、肝肿大、肝硬化的重要原因。那么既然要做，我们也意识到，像我们这样一家私人企业，是不可能自己来做的，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行动，要有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刚才还跟裴女士开玩笑，提到这个盖茨基金会。我当时确实还找盖茨基金会好几次，因为乙肝不是盖茨基金会全球计划里的重点关注项目，他们对艾滋、TB 等投入比较多，但是我磨破嘴皮也没有成功。当然每个都有它的选择，因为你不可能样样都做，但我们的出发点是找最有影响力的。因为全球艾滋行动为什么那么成功，还有很多政策影响，为什么乙肝就做不到这个？后来盖茨不行我就找克林顿去，我说你要秀你的leadership。用了两年时间把他算是说服了，我们把病毒性肝炎乙肝放到了全球leadership 里去，这就是我和克林顿先生签的一个君子协议，他答应跟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项目。

　　我们作为一个成员，为WHO 世卫组织建立第一个专门的病毒性乙肝官员职务。但是怎么做，我需要再去找。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捐赠国是美国，它的主要技术力量，大多数人都来自美国疾病中心。所以我就找到美国疾控中心USCDC，说这个光我们自己干不行，不是钱的问题，我需要一个oversight，一个management，这些只有你USCDC 能做，我择善做不了。他听了很高兴，他说你认同我的leadership 项目，我说你得拿出钱来。他说你还要我拿钱，我还再想问你要点钱，让我加入你的想法，我说你出25%，我出75%，我们一起来创建这个专职的病毒性肝炎官员。他后来一听这实际上是一个突破，因为世卫组织没有成立过，他就答应了。

　　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就把USCDC 给拽进来了，很重要的一个，它从技术上、政策上就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给WHO 增加了一种压力，组织机构上对它产生的压力。但是我们并没有停留在WHO 或者USCDC这里，我们跟UNDP、国内的几个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何大一教授的机构也拽进来了。然后我们建立了亚太病毒性肝炎联盟，通过NGO 这条路来推动这个项目。这样说比较复杂一点，但是讲的是具体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

　　具体的我们做了什么呢？小学生、幼儿园小孩要检测是乙肝携带者都进不了学校，但是大部分没有携带乙肝的小孩，没有受过免疫注射。在2005 年前出生的小孩大多数没有，大城市还好，边远地区90%以上都没有注射过。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试点项目，把整个青海省96.7%的小学生全部做了乙肝补种。我们不是对青海特别感兴趣，是想对卫生部和疾控中心说，你是可以全面地做补种的。要说服他们一定要有一定的量，因为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在省里才铺开的，所以要在省一级能做的，下面就好办了。最后，应该是到去年年底，国家出资把所有的小学生、初中生的补种都结束了。

　　我们同时也考虑更高年龄，特别是大学生。大学生已经进入性活跃期，而且这些人以后很快进入生育期，如果他们没有注射疫苗，就会感染给他们的配偶，或者传给新一代。在中国90%的人感染的乙肝是从他妈妈那里来的，在子宫里就感染了。所以我们给三个省二十几万大学生做补种疫苗。目的是为了证明通过补种疫苗，可以达到预防的效果。预防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

　　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刚才提到，世界上第一个在亚太地区消除病毒性肝炎的联合国组织，包括联合国USCDC、中国CDC、WHO，各个部门的人。

　　这是我们和中国卫生部签约做全国性乙肝预防项目，这里我要讲一下，刚才我提到为什么我们把何大一教授拉进来，因为实际上乙肝、梅毒和艾滋有相同的地方，都是通过同样的途径传播的，主要是血液、性行为，然后就是母婴。要真正切断、降低乙肝感染率，就要从源头。如果妈妈在产前检查是乙肝携带者，马上做相应的阻断措施，新生儿感染的机率就大大地下降。如果没有阻断措施，37%以上的新生儿会从妈妈那里得到乙肝；如果进行了阻断，能够降低到百分之0.03 多。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问题，艾滋是疾控中心管的，乙肝是感染科管的，梅毒是皮肤科管的，产后护理那是妇幼的，他们之间不通话的，而且如果你问妇科发现妈妈得了乙肝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叫她不要给孩子喂奶——实际上喂奶是不会感染的。所以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问题，其实是体制问题。所以我们要推一个服务型模式，要围绕孕妇，不是把孕妇踢来踢去。所以我们推的一个项目就是整合性母婴阻断。如果发现孕妇携带了这类病毒，在24 小时内，疾控中心也好，皮肤专科也好，感染科，都到妇产科来，专家会诊，然后做出方案，一切都由妇产科来进行操作。这样就为孕妇减轻了很大的负担，而且效果更好。这个诊断过程一方面为孕妇带来很大便利，而且提高了效率，成本也降低，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把断裂的各个环节给真正地连接起来。这在临床上的效果非常好，我们做了专家论证，成本是多少，能节约多少，你能达到的效果是多少。

　　整合性母婴阻断这个项目我们到目前为止投了500 万美元，针对艾滋病、乙肝和梅毒。这在国内一直到2010 年底以前是没有的，国内以前只有钱用来做艾滋病的母婴阻断，做得非常好。不光国内，国际上也做得非常好，可以想象，而且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但是它的经验局限在艾滋病这一块，就是扩展不了，所以我们当时推的就是把乙肝和梅毒都加入进来。妈妈是乙肝携带者，在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打一针乙肝球蛋白，再打三针普通疫苗，孩子基本上99.9%可以不得乙肝；要是染上梅毒，马上打青霉素，很快就解决了。在2011 年以前政府有七千万人民币投入到艾滋病的母婴阻断上。

　　通过专家论证，把这个东西发到财政部去，因为卫生部要问财政部要钱，国家投入8 亿用来做整合性的工作，而且现在每年还有增加。所以我们讲社会效应，投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你要看准好的伙伴。我们当时在清华大学做一个宣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家妇幼中心的头儿跟我们讲，你这个非常超前，我们在中国不可行，体制上达不到，那是2008 年。到2010 年年底，国家就已经整个改变过来了。时间关系，所以就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