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慧与本土实践的融合

　　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2年会在广州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财劲其用，追求卓越”，出席年会的共有316 家机构，共500余人。以下为“专题论坛：基金会的资助之道”中案例分享&点评现场发言实录。

　　主持人：下面第三个案例请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给我们讲，题目是《全球智慧与本土实践的融合》。这个非常绕口，福特基金会可能是最早在中国开始做资助这样一个西方来的基金会，可是我们看到费约翰是一个历史学家非常强调咱们中国有很多本土的公民社会的经验，那我们看看怎么样子达到一个平衡的艺术。大家欢迎。

　　费约翰：谢谢朱老师。我首先向千禾基金会还有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为了举办今天下午这个论坛表示感谢，祝大家过的愉快。

　　其实我要讲的跟今天这个题目没有什么关系，刚才那个题目是朱老师所提的。我想我们应该先讨论这个题目里面的一些内涵，就是这个题目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平衡的艺术。其实我觉得这个平衡不但是艺术，也有原则，所以有些原则上的问题。全球智慧与本土实践的融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球有智慧吗？本土有实践吗？有，这儿没有智慧？肯定不是，能不能把它反过来，本土智慧和全球经验。其实，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福特基金会的历史、条条块块和体制。其实不管是政府、党、基金会、企业，双方就是中央和地方，都会有智慧，都会有实践。福特基金会比较接近本土智慧、中央经验。要谈到智慧、经验，不光是中央和地方，我想有三个方面可以简单地提出来。第一是管理方面，第二是项目方面，第三是投资方面。

　　因为，我不懂这个投资，而且我想一般的基金会是中央投资，不让地方管，因此最好不要谈投资。我们这里讲投资是市场投资，我不是说社会投资，社会投资是项目方面的。市场投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谈福特基金会管理方面和项目方面的模式。

　　先谈管理。其实西方与中国这个条条块块，我知道中央和地方有两种学派。西方一种中央集权的文化，就是中央下命令，地方执行，但是西方也有一个主张留在地方，这个联邦政府就是余下来的权力，这是二元化的条条块块的模式，在中国也有。比如说清末有君宪派，也有封建派，今天上午正巧朱卫国老师他谈到冯桂芬、曾国藩。其实冯桂芬是封建派，曾国藩好象是君宪派，他们是两个派系的。那么封建派是什么？就是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们说以地方自治为主，政府体制要让地方精英参与公务、参与政治，而地方自治。如果这样的话，各个地方管得好，全国就管得好，这是中国的传统封建主义学派。相反像曾国藩或者是一般清代的大官，他们都是君宪派，说：不行，我们不要让地方精英参与，要派干部到地方执行我们的命令，我们有原则，我们有理论，他们有经验。辛亥革命，清政府很笨，就是君宪派也会反。正如我们政府也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是君宪派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君宪派也有道理，这么大的国家要这样治理，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治国方式。除了这些，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谈到中央智慧或者是经验，也有地方智慧或者是经验，也要谈到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平衡，因为他们都有共通点。那这两种怎么说，中央、地方治理的模式，也有自己管理的方式。君宪派可以说是领导说的管理方式，基金会也有这样。国外很多基金会是像，比如说有教堂，有大企业，有国家部门，也有一些党派，要听他上面的，他说什么你一定要，就是地方基金会要执行的。他们招聘方面一样，他们派自己的人到地方，就是到民间去，就是用他们的文化改造你。但另一方面所谓封建派，福特基金会，就是所谓参与性的领导方式。参与性的领导方式就是说基金会的理事会负责所有的权力，完全独立的，而且理事会是参与性的。理事会是自己选自己的人，基金会有十几个人在这个理事会，有非洲的代表、亚洲的代表、南美的代表和美国本土的代表，他们都是参与民间组织的比较有影响的人。这样的方式也有它的招聘方法，比如说他没有自己的人，中央没有干部派到地方，地方有的位置谁都可以申请，谁都可以委任，就是说它没派自己的人到民间去，而把他们教化。

　　我刚才谈的是两种模式，也是太二元化了。其实没有一个是完全那样，完全这样的，因此每一个基金会下来都要探讨，内部怎么样把这两个模式平衡起来。拿福特基金会为案例来谈，这些问题是一个资源利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艺术性的问题，或不单是艺术性的问题。

　　我简单介绍福特基金会，那么福特基金会这个理事会是负责什么？是负责三个方面。

　　第一，福特基金会的宗旨到底是什么？这肯定不是一个地方的什么代表什么会。2009 年有新的角色，就是看福特基金会70 年的历史我们觉得，它的宗旨、价值观，就是社会公正这么简单。社会公正以人们本身的尊严为主，其他的为辅。除了宗旨之外，理事会要批福特基金会的战略规划，那么战略规划其实是比较空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宗旨，那应该在哪一些领域资助项目。他们会选比如说30 个不同的，40 个、50 个、200 个不同的领域都可以，这是他们所决定的。我现在讲福特基金会原来，他背景是1936年，原来不是全美的，肯定不是国际的，而是美国的密歇根州的一个小的基金会，他要从密歇根州比如说到伊利诺伊州，它已经碰到这个条条块块的问题，就还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是国内的问题，就是在国内的体制方面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它是完全依靠福特大家族的钱，除了福特家族之外，一分钱都没收到。

　　从当时到现在，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投资部门，以这笔钱，就是每年投资。他们会冒险，他们不管损失不19损失，他们的目的是说，某十年，或者是二十年，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今年损失没问题，第二年、第三年会赚更多的钱，因为他的眼光是比较远的，有时候他会是吃亏，但是过几年会好过了。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基金会，不是为了世界的发展而建立的，是为了美国本国的发展而建立的，因此到现在还是70%的项目就在美国，70%的这些社会投资，就是这些钱都在美国投资，中国是3%，就是说有10 个国外办事处，中国是其中之一。

　　1979 年福特基金会来中国，这里面有一个原则，如果说有一个境外基金会要到国外建立办事处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因为福特基金会是一个私人的，跟国家没什么关系。不像什么联合国，可以跟国家有什么合同，到里面去资助项目，不可能的。要建立这样的主人、客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从1979 年到现在，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了客人的关系，它在中国，说它的项目，不会资助项目，不是因为它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而是因为贵国政府邀请福特基金会来资助一些项目，当客人资助，这是我应该先介绍的。

　　这里面有一位PeterGeithner，他是第一位首席代表，这个是跟邓小平80 年代初的照片，这边是他的儿子，美国财政部部长Timothy Geithner(音)。他当时来参加我们30 周年的活动，其实头20 年福特基金会特别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的项目就是经济方面的，包括福特班。福特班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派，参加我们这个会的也有一些福特班的学员，到处都有。10 年之前因为中国发展的这么快，我们内部进行了调整。内部的调整是总部所发起的，我们也一定要跟它合作，怎么合作？它有一个大规模的战略规划，就是完全是空的，它像是好多空的瓶子，我们地方可以把内容放进去。它说我们会有三个大的项目部门，33个领域，北京办事处可以选6 到7 个，要从这上面的33 个选六七个，是完全靠我们自己选的，而且具体的内容完全是我们自己所决定的，他们会接受我们这方面的意见。因此2008 年我们做的9 个项目现在两三个起效，就是说项目一共有200 多个。有意思的像比如说加强民间组织建设，因为美国总部说我们不需要什么社会建设，美国不需要，就把这个领域取消。北京办事处就是我说不可以，因为中国需要社会建设，好吧，能不能继续下去。这是唯一的，就是福特基金会唯一一个领域，资助社会组织的领域，就是中国办事处，其他都没有了。他会接受我们的意见，这说明他们是地方有智慧，中央有经验。你们是国内的、全国性的基金会，我这是国际的，先邀请你，下一个决定是不是曾国藩的血统，或冯桂芬的血统，如果是冯桂芬的血统，那我很愿意跟你分享我们福特基金会的经验，谢谢各位。

　　主持人：非常精彩，历史学的领域加上福特基金会的这种新的变化，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了好几个基金会有触动，请同样一位具有非常深厚历史感的江明修教授来做一个点评。

　　点评人：江明修(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江明修：谢谢。这么博大精深的历史性论述介绍的很好，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我们从清末开始谈的话，可以谈的事情太多了，君宪派——君主立宪派、封建派，这些都是相当精彩的一个论述。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会用到条条块块，然后介绍的时候用“缘起”，这些用语都非常实际。所以一方面来看，有历史的长度，然后包括在用词的时候有文言文的味道，又有日常口语的表达方式，这是不简单的。在时空之间的话是上下连接的，那我这里谈的部分也很有限，但是因为他谈到一个平衡，平衡这两个字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就是我们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允执其中的“中”就是要如何做选择，费先生所谈到平衡的艺术，他的选择实际上比如说，全球的智慧和中央的智慧、地方的实践，地方被尊重对所从事内容的有选择权，但是中央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一个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央充分尊重地方的建议。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部分，所以在这边我写了一句话，他说中央有智慧，地方有经验，但是我看到说，中央非常客气。虽然说福特基金会到中国来当客人，可是他的中央也是非常客气，也是授勋给中国的这个总部。至于说3%的项目，全球项目的3%在中国，我刚才也问了陆教授(音)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多少？1/5。那这是一个权力的决定呢，还是一个艺术的决定？为什么是3%在中国，而不是1/5 在中国？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说，经济上20%，就是说20 年来都是在做经济方面的抉择，那么我们很肯定的地方就是说，一早做的很多都是在文化学术。因为这些背景，其实在那个文化脉络里讨论，看起来好象没有实际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的话，对整个政策应该会产生冲击，所以我刚刚看费先生在听早上朱卫国先生演讲的时候，他听到很多历史的论述，他对汉语的敏感度，我相信一个历史学者，或者是福特基金会的某些平衡的艺术，对营造这种环境是有关的。

　　当在谈全球智慧和本土实践的时候，或许我们要更注意的是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有权利做给资源的人，如何让接受资源的人感到被尊重，感谢接受资源的人给我们服务的机会，给我们给资源的机会。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伙计的关系，而是伙伴关系的真正建立，这需要一个平等的关系，平等的关系决定在哪里？刚私下有人跟我说费先生说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慈善的根本，如果要我来诠释的话，我觉得仁义礼智信，传统道德的自我的评查里面是有平等竞争的。后期儒家在独尊儒术之后的伦理观走样了，但是在先秦百家姓里面儒家的话，你还是要到平等的部分去讨论，所以我会觉得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智慧与本土实践融合里面的话，我又免不了想要再引申一下。

　　如果说裴彬刚才谈的经验，应该说是科学发展观；如果是壹基金的经验的话，应该是三个代表，三个层面；福特我想到是社会创新。前面两个很官方，虽然是很正确，后面这个听起来是很有发展性，也很明显，应该是相当值得我们注意。我不知道这次十八大福特基金会有没有什么主张被采纳进去的，但是我个人有一个主张，也是从这边得来的。得来的部分是说，没有人会期待说，君宪派跟制宪派平衡的交锋结果是辛亥革命，没有人希望会是这种结果，这是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那么基金会面临的一个全球智慧与本土实践的融合和结合的时候，没有人希望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变动，这个变局希望是朝向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然后更安全，更相互协助的社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平衡之道是什么？我昨天跟壹基金媒体班的记者也讲了一遍，我提了一个叫“社会个人学”，在利他跟自利，在资本跟社会，在个人跟集体，在独好跟共好之间，我们寻找一个平衡的艺术，甚至把它融合跟结合起来，这有待于我们共同创造，谢谢。

　　主持人：谢谢江明修教授，把他的观点，社会个人学再一次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