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朱健刚发布研究报告

　　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2年会在广州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财劲其用，追求卓越”，出席年会的共有316 家机构，共500余人。以下为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健刚先生 现场发言实录。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健刚先生

　　主持人：刚刚在台上的卢德之先生，他特别警告我一件事情，他说：“你今天碰到徐永光先生要特别小心”。果然，在永光先生的引导之下，卢德之先生讲了很多擦边球，但确实是稳当的，政治正确的，然后也看出很多的趋势和形势。卢德之先生昨天晚上也特别强调一句，他说过去有人引用他的话他完全一概不承认，但是徐永光先生经常引用他的话他就可以承认。那让我想到我们过去经常说，不晓得在大陆有没有这样讲：“我的朋友胡适之怎么说”。但我想今天我也不能例外，我也沿着这个例子：我的朋友朱健刚怎么说？我的朋友朱健刚说得很大的一套言论，真的这几天看他的研究报告看到后来真的是快要……不能说吐血了，但是各位试试看是非常扎实，看了以后的感觉好像是吃了杠子头，嚼一嚼没发现，但是越嚼越想吃。他的内容，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学徐永光先生，明明是主持人把自己搞成多元的主题发布，从头到尾都是在“秀”(笑)。我今天要紧守这个分寸，要凸显我的嘉宾，特别凸显朱健刚先生，他现在跃跃欲试迫不及待。我要特别讲一下，朱健刚先生他的脑袋里面的含金量是很高的。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朱健刚上来发布研究报告。

　　朱健刚：非常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也感谢江明修先生的谬赞。倘若讲，上一段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盛宴，我们这一趟特别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些，我们希望是非常干净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的研究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和我们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和发布的。其实很重要的一位作者叫陶林教授，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来，我觉得主要是有点胆怯，这么多人这么大场面，所以我就一个人把这两个人的报告合并起来，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最近的这四、五个月时间里面我们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同时也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来试图去理解中国非公募基金会2010 年以来它的一个发展态势，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各个基金会所尝试的一些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报告能给大家一些启示。这个报告都已经在大家的文件夹里面了，所以我不会重复这些内容，我希望挑出一些要点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们这次关注的一个基本的议题是这样的：在最近的一两年间，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快速，到11 月20 号我们做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又新增了218 家，已经达到1591 家，我们的公募基金会才1200 多家，显然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这像一个高铁的时代一样，这种快速的发展也许就会带来很多隐患，一些隐忧。在前两届论坛上都谈到关于内部秩序的问题、信息公开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问题，项目运作这些都非常多，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因为研究很难把这些问题都注意到和关注到，我们这次研究围绕着第四届论坛集中关注的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钱怎么来、钱怎么用以及怎么样进一步去增值保值。同时我们也会去探讨，一个基金会最核心的议题是要把钱花出去，在花出去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式值得我们基金会的同仁一起来探讨思考。资助是我们整个基金会和这次论坛年会组委会特别推崇的一种方法，用资助的方法来把基金会跟各个利益相关方能够连接起来，来使得散财有道。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些问题，为此我们主要的方法是两个：

　　第一，问卷调查的方法。我们大概在1096 家基金会的基础上抽样，用电话调查方式做了有效的233家基金会的调查。同时我们又去走访各个基金会去做一些个案的案例研究，当然这个案例研究有时候比较匆忙，刚才南都基金会的领导还说这个不够，很多东西没有涉及到。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做了15 家基金会的个案，其中包括10 家境内的，还有5 家是境外的基金会，我们用访谈和社区调研等很多方式来做。我们有效的样本是214 份问卷，问卷通过我们的分析跟基金会总体情况基本是一致的，在注册类型、地域分布、工作领域、发起的类型以及工作人员数量上大体一致。所以我想在公布我们的发现之前先讲一下样本的大体的情况。

　　你会看到92%是地方性的非公募基金会，这个跟现在的总体样本指标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地方性的基金会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北京、浙江等省，这些也跟现在的样本是一致的。我们也发现主要的资助主要在教育、科研、扶贫助困和健康，这是三种主要的工作领域。同时我们也看到发起者主要是事业单位，尤其是高校，这是主流，同时企业家和非企业家的社会人士，也是重要的非募基金会的发起者。你会看到在非公募基金会，我们找到的资产流量里面，各种类型的基金会资金的拥有量基本上属于一个均衡的状态，这也反映出整体的一个基本数量。我这里特别想讲全职工作人员数量，你会看到工作人员相当的少，全职工作人员平均是2.9 人，兼职的人员平均是4.08 人，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少的。

　　我们特别加一个变量，我们看一看非公募基金会在跟哪些机构发生联系，包括政府、媒体、民间公益组织、大学机构等等。我们算了一下，发现大部分的非公募基金会的社会网络的连接状况是比较少的，78%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植根于三类机构，与不超过三类机构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相对来说这个网络比较弱，这是一个基本的状况。这个状况基本上跟总体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所以我们确信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所做的样本能够大致反映一个整体的情况。

　　接下来主要介绍我们资金的筹集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2011 年年度总收入平均值是非常高的，一千九百多万。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主要是因为有极值，就是一个大的资金量是存在于以高校为主体的教育类的基金会，所以如果取中位值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半以上的资金收入其实只有283 万，45%的组织大概是在200 万以下，而高收入的1000 万以上的大概占到26%，其中大部分都是教育类的基金会。所以以高校、中学为主体的教育基金会在整个非公募基金会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和特别的情况。你会看到整体收入，大家看到85.2%的收入是来自于捐赠收入，大部分钱都是来自于捐赠。其次6.4%是来自于投资收入，你会看到靠自己服务的收入非常少，大概占到0.4%。在这个收入里面看到捐赠收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大

　　量的捐赠收入有一半以上是211 万以内，47.5%是在200 万以内，所以你看到大部分的捐赠收入相对来说是不高的。在捐赠收入里面有6.6%是来自于境外资金，是比较少的，而在境外资金里面大概72%左右是来自于港澳台地区，所以我们就发现大量的资金还是在境内，在国外没有非常大的拓宽。而同时我们也发现除了38.3%是非发起人以外，大部分都是靠发起人连续捐赠，发起人连续的把钱追加给基金会，这是我们的一些发现。所以我们用一个公益募捐市场的观念来理解现在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收入状况，我们发现这个市场是相对封闭，实体性法人捐赠仍然是当前非公募基金会的主要捐赠来源，大量的非公募基金会仍然过度依赖于基金会发起者的捐赠支持和追加捐赠，当然这一方面是由我们法律制度决定的，因为叫非公募基金会。但另一方面你看看它的筹款的市场规模，筹款的新的方式都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比较落后的，所以导致它的投资规模是相对较小的，接近一半的基金会的年度总收入和捐赠收入都低于200 万。我们专访了一个收入非常多的高校的教育基金会之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都在中位值以下，在211 万以下，高收入基金会主要以高校教育类基金会为主，这是一个基本的收入状况。

　　第二个，我们分析一下资金投资状况。我们发现其实只有23.4%的基金会在做投资，在投资里面有投资收益的有45 家，占到70%。下面这个收入状况你会发现它的收入比较低，百分之一半以上的收入都低于50 万，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投资状况。在投资状况你会发现它的投资产品主要是集中在银行的理财产品，就是最稳的那一块，银行理财。其次是信托基金投资和有偿贷款投资，而且很多基金会投资只有一种，主要就是银行。你会发现这些大部分都是由基金会的会计来负责投资部分，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落伍。我们发现54%的基金会不是确保这个钱委托一些相关的专业投资去投，而是自己去做。非常有趣的是，虽然54%自己来运作，但是运作的基金会里面真正是做资金投资部门的非常少，只占9.4%有自己的资金投资部，主要是靠财务部门来做投资，而这里面的平均工作人员是它所有部门里面最少的，平均是1.60 个人在做这个。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看到底什么因素是他们做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呢？你会发现投资的风险度是考虑最高的，用4 分的样本，3.78 分是考虑到投资风险度的。考虑投资风险度之后才去考虑投资的收益率，当然事实上投资伦理是考虑最小的。什么叫投资伦理？我是不是要去买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的股票，考虑这样问题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这是一个投资状况。我们用资金投资市场来理解，发现投资市场不是很成熟，所以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去做投资，而且严重缺乏专业投资人才，现有的投资模式也过于单一。第二个我们发现投资行为属于过渡谨慎，一般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为主要的投资模式，缺乏一些大胆的创新型的投资操作，当然这也可能是郭美美事件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很多基金会在投资方面有点过于谨慎。再看看资金使用状况，我们发现年度支出也同样存在一个由于有些基金会钱太多的支出，所以导致整个的平均值在增加，大概到了900 多万。实际上我们按中位值来算，有50%的基金会实际上一年的支出只有166 万。而且我们发现年度收入跟年度支出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一般基金会都是量入为出。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钱93.7%是直接用于公益项目，而实际上用于行政经费的只有4.1%，加上工资和直接运营费用，远远低于10%的成本费用，这是非常有趣的，大家都非常谨慎。那这些人的工资到哪儿去了？我们发现只有34.9%全职的人工资是在基金会里面出，兼职人员11.7%是在基金会里面出，也就是说其它的全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的工资是由发起基金会的企业或者发起单位来承担，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回避的方法。我们又看到很有趣的是，大部分的基金会是运作使用资金，它的钱花出去主要是自己运作，资助型大概有88 家，也就占到41.1%在用资助的方式。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因为资助到了41.1%，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62.9%的资助是用于高校，也就是说是高校基金会用在自己的高校里面。如果把这个因素去掉我们发现真正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只有19 家，占到21.6%。而很多的基金会它的全额资助都补给事业单位的大概有48.9%，占整个样本量的48.9%都只给事业单位，而缺乏对于民间公益组织的支持，这是我们一个发现。只有43.5%是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5.8%是支持其它的基金会的。

　　这样我们就看到资金使用市场有两个大的特点。第一，受限于投资规模。这些基金会的支出规模也相对较少，一半基金会的年度支出低于166 万，大部分基金会年度支出是低于500 万，高支出的基金会以高校教育类的基金会为主。第二，公益资金的使用是相对封闭的，大部分基金会是自我运作，自我运营，真正开展针对草根公益组织的基金非常少。我们发现把它的全部资助用来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只有8 家，大概占到9.0%。

　　我们看到三个部分的形成，资金的收入、资金的投资和资金的使用。我们又做了一些更深的多元的回归分析，发现事业单位发起这个因素非常重要，选择系数比较高。如果一个基金会它的网络很多，它有很长的一个社会网络，我们就看到它的显著因素是0.012，这个0.012 是一个边缘显著，它相对来说很明显，但好像不是特别显著。但是如果去掉高校基金会的数量以后，我们发现网络多样性的显著度就会急剧最高，对基金会开展资助型项目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与基金会合作的关系越来越多，这个基金会也会更加倾向于做资助型的项目。这是去掉以后，它是0.02，也就是说它的显著性的水平非常高，去掉资助事业单位型的机构以后会看到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年限，成立的年限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资助型去做资助项目也有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限越低的基金会非常倾向于去做资助。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公益资金市场属于一个相对还不成熟的一个初级阶段，同时我们发现高校教育类的基金会在整个市场上是相对最活跃的，而且极大的拉高了平均值。我们也发现基金会的社会网络状况是影响非公募基金会公益资金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它会直接影响到基金会选择资助的方式去发展。

　　这是我们关于基金会调查的定量数据的一些简单发现，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涉及到，我们主要是围绕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来进行一个统筹。我们同时也做了组织的案例研究，主要是研究资助是那么少，又那么不容易，到底有没有一些好的资助的方法。所以我们找了一些机构，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些最佳实践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对它们进行一些调查，我们核心的关注是基金会跟受助机构之间的一个互补关系。我们发现有四种类型，有的基金会可以同时具备这四种类型，或者只有两种类型，我们称之为理想类型。你会看到有四种不同的资助逻辑在影响着资助。

　　第一种称为服务购买型。它基本上来说就是基金会去资助受助机构去做基金会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开始不是很信任你，那么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不能靠我一家执行，我去找相关的被资助机构去做它想做的事情，基金会带有一定的主导性。我们随便举个例子，万通基金会想做生态社区，也许有一个NGO 组织可能并不是要做生态，可是它有人力在社区做，那么也跟它联系支持它去做生态社区的建设。

　　第二种方式叫项目资助型。什么意思？基金会资助受助机构去做受助机构想做的事情，这个一般以受资助的机构开展项目为一个导向。比如说联劝，联劝是一家公募基金会，但是它在做一个鸡蛋的暴走的时候，它会去找受助机构提出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再由联劝来决定是不是去资助这些机构去做它们想做的事情。

　　第三种是随着信任的不断加深可能有一些基金会会资助机构的发展，而不仅仅是项目的发展。陪伴这些组织一起成长的我们称为伙伴策略。它不仅仅提供项目经费，而且也会对这些组织的行政经费、人力建设进行全方位的支持，比如说南都基金会的景行计划。

　　还有一类是更加具有战略眼光的，它是做孵化培育。这个项目可能还没有，这个机构还没有，去推进这些机构形成和发育，为新生的公益组织提供成长所需的充分养料，它像是一个催生公益组织和团体去实现的过程。比如说北京的联益基金会跟零点合作，做“黑苹果”计划，培育很多青年的公益团队。深圳的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培育很多残疾人的机构，孵化和培育它们，让它们成长和发展。主要是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我们分析它的动力机制。

　　第一个，强烈的价值驱动。这也是刚才冯仑先生讲的捐款人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做价值观的驱使。基金会也一样，很多时候是强烈的基金会的价值观念在推动它开展工作，它可能包括愿景、使命，也包括战略计划。比如说SEE 基金会发展出一整套的战略，战略核心的观念就是要做资助，它是一种资助战略，我们有时候称为战略性的资助。

　　第二个，基金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很多国际的基金会它们有非常丰富的完整的资助流程，资助流程里面包括一系列的程序、方案和评估程序。注意到有一些基金会也有一些非正式的基金会的资助标准，比如说福特基金会的教育项目，何进先生有非常著名的十五字，参与式发展、实事求是、创新性和复制，这十五个字我们发现有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相关的部分。基金会的资助怎么样是一个有效的项目？我们发现资助跟以前的典型的慈善式救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它的社会问题解决之道是发展，而非慈善，用发展的方式助人自助，形成一个培育的过程来试图使问题在根源上得到解决。比如说凯风基金会，它关注一些中国社会的宏观问题，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然后找到相关的学者资助他们开展研究。第二，资助可以使很多项目能够完成资源的整合，推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通过资助的方式连接起来解决问题。南都基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它动员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民间公益组织能够跟基金会捐款人连接起来。

　　第三个，它可以促进基金会的自我创新，基金会因为有这样的资助所以它会改造它的资助和筹款的道路。这个很有意思，联劝——一个鸡蛋的暴走，因为要做这样的资助所以它们发展出很多新的筹款方式，同时也会促进基金会治理的创新。

　　第四个，资助可以打造公益的价值链，尤其是公益的知识性机构、草根服务组织它们怎么能够连接起来，形成内部的良性的一个生态系统。

　　第五个，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它不仅仅是完成资助，作为一种技术方式来处理钱，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发展出以民间公益组织为主体的一个社会力量的形成和发育。同时能够建构在公益领域内一个社会资本的增长，促进人们之间、各种组织之间的信任、互惠与合作关系，这是社会力量的一个再造过程。

　　壹基金的海洋天堂计划，实际上就把很多残疾人的机构能够连接起来，让它们形成一个网络，同时也包括医疗救灾，救灾也可以一起来。它不断地通过这种方式来培育出一种网络形态的新的全球的社会。

　　所以，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我们有以下的一些建议。基金会应该放下上游下游的观念，它们应该实行一种多元主义的视角，形成一种多元伙伴的合作关系，实施一个走出来的策略，将自己看作是整个公益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以资助为纽带，把资助跟筹款相结合，形成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基金会、社会创新家、媒体、学校等多样化的一种合作关系。它包括提供多元化的资助模式、形成充分的信任关系、建立规范的资助流程，同时我们也建议不仅仅是给钱而应该是技术、人脉的多元资助。

　　最终我们希望形成公益行业内部有效的战略联盟，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我们希望基金会通过资助的方式能够实现财劲其用，有效公益。而且也希望通过资助使得基金会成为我们民间公益组织在政府、企业之外的新的资源，这种连接我认为是中国社会建设本土资源开发的最终的道路，我认为这样我们基金会和民间公益组织、公民社会才能够相对独立和自主发展，而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未来中国的希望。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朱健刚教授精彩的发言。我本来会期待他最后会学刚刚卢德之先生的三句口号，不过他后来的意思我也清楚，我还是想把它诠释一下，我是以主持人的身份来诠释一下，还不是以点评人的方式。基本上来看，他刚刚所说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说，不要揭竿而起要揭被而起。良家妇女把被子揭开以后起而行，有点像说这1591 家的“良家妇女”跟“良家妇女”所生的这些基金会他们是大家闺秀，可是全中国有300、400 家嗷嗷待哺的小家碧玉，他们之间需要去磨合。我感觉到最后你们呼吁的时候好像有谈民间公益组织、草根NGO，内心好像有这种同态的想法。如果以三家大家闺秀，那样撇一半一家小家碧玉，是不是打造中国公民社会基本的提升呢？我的想法是进一步诠释朱健刚教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