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成长的烦恼

　　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2年会在广州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财劲其用，追求卓越”，出席年会的共有316 家机构，共500余人。以下为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先生 现场发言实录。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卢德之先生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进入主旨发言阶段。

　　首先有请的是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先生。我先介绍一下卢德之，他是一位重量级的发言人。卢德之在几个月之前开了一个人数接近这么多的大会，高调宣布要在五年之内捐一百亿到华民慈善基金会。我们都非常振奋，当时我是作为一个捧场的发言人，我说今天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第一有钱，有大钱，而且要出大钱。第二，他有理论，他写了一本书叫《资本精神》，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他有大理论。第三，他还出大力，因为他作了理事长，他是坐班的，他直接主持基金会的工作。出大钱、出大思想、出大力做慈善的中国唯一一位——卢德之，大家有请。

　　卢德之：

　　尊敬的各位支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领导、朋友，尊敬的公益界的同仁们：

　　今天是我第四次参加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年会，我觉得我们真的成长了。刚开始的时候，开会就两百人左右，到现在已经有600人了，听说这次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组织能力有限，本来可能有更多参加。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成长的烦恼”，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们论坛的主题是“财劲其用，追求卓越”。“财劲其用”，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财富用的最好，用的最有价值，而且用最大的气力去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还有烦恼，那是做不好的；“追求卓越”就是追求幸福。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的幸福就是我党追求的目标。为了追求幸福，我们一定要减少烦恼。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烦什么说出来，说给我们的党听，也给大家说个明白。

　　一、我们到底烦什么？

　　第一、第一代富人的富有而“贫困”。我这里讲的第一代富人，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像冯总，像我都是这个行列的。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富有了，有了大量的财富积累，也改变了传统的财富观，而且现在也有相当一部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但是据报道70%的富人有移民倾向，而且30-40%已经移走了。关于移民，我们不去评判它究竟对不对，各有各的理由，至少说明我们国家开放了，人民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和自由了。但是，我们要反思：为什么要移民呢？从企业家的角度，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难处或者说“贫困”的地方。一是信仰缺失；二是保障不力，感觉自己包括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三是我们也感觉到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比起一些有权力的人，我们还得去劳动，还得去行贿啊，少数官员坐在那里收，这不平等啊。外国资本一进来，他钱多，做一下就拿走几十个亿，我们也感觉到不公平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富人出现了“精神贫困症”，不移民怎么办？

　　第二、文化的陷阱。一讲到传统文化，都讲传统美德是我们做公益慈善最好的道德因素，是我们的基础，这个我当然赞成，但也别忘了，民间是有仇富情绪的。为什么仇富？仇什么富？我把它叫做“邪富”，有两种“邪富”，按照正义论的说法，一种是非正义地获得了财富，还有一种是有了财富以后去非正义，是仇这两种“邪富”，这样的富仇是对的，非仇不可。问题是这样一“仇”，很多富人就不敢露富了。我们再看看庙堂，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主张学雷锋，不光是毛泽东主席主张，做好人好事都提倡，但是做好人好事做过了头，是有问题的。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做了那么多好事，还是要被搞得家破人亡。为什么呢？天子是代表天的，是大善的象征，你善能善过皇帝吗？当然，我们共产党没有这样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大家都做好事，不管是小好事，还是大好事。但是，我们的官场文化中也有这种因素的存在啊。这是文化的陷阱，我把它归纳为“民间仇邪富，庙堂防大善”。

　　第三、制度的障碍。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慈善制度是重生不重长，或者说是准生不准长。那既然不让我们长，又何必让我们生呢？现在我们的门槛低了，主管部门也不要了，而且各方面也重视，来研究相关的制度、法律环境了等等，这些都有了。但我跟大家讲我去年差一点因为慈善而犯罪。为什么呢？让我交滞纳金。因为我注册资金2个亿嘛，深圳的税率比北京低，在北京注册，一不小心多收走了几千万税，再一说你交晚了，滞纳金又两千万。因为慈善交滞纳金的，我估计在全世界不多。但我们没有像徐永光说的那样可以不怕死，我们怕死，所以还是交了，不交是违法的，我们不能违反法律，但是我们对这个法律有意见，必须提出来。

　　大家说这些烦不烦？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还很小，既然我们还很小，不管有多烦，我们也要长。

　　二、不长，行不行？

　　我们太小了，中国这么大，参与公益的人那么多，中国有钱人那么多，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就长不起来，那怎么行？

　　我觉得首先不答应的是我们伟大的党。大家可以看看十八大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里面提到：“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等等。所以我们不长，我党当然是不答应的。

　　其次不答应的是社会大众。从2008年开始，大众的公益慈善意识被调动起来了。这是一种欲望啊，这种欲望被调动起来了，突然让我们不干了，这不太可能。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那这个社会就是被扭曲的，是会变态的。大家怎么也不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变态吧。

　　最后，我们自己也不答应。其一，我个人认为：富人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他们长不起来，与他们相适应的资本精神就培养不起来，就很难出现世界级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富人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孔老二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士里就子贡一人会挣钱，其他都是当官或做学问的，你说这有多么稀缺啊；其二，慈善是打开社会现代化大门的一把“金钥匙”，现代公益慈善体制是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体制相配套的社会体制，是体现起码道德底线的法制体制，如果没有慈善的成长，现代体制就没有办法完善；其三，公民社会是体现权利义务的社会，没有慈善的成长和进步，公民社会也很难建起来。

　　行善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权利能得到保障呢？

　　行善的自由都得不到捍卫，还有什么自由能得到捍卫呢？

　　行善的公平都得不到维护，还有什么公平能得到维护呢？

　　三、怎么个长法

　　冯(仑)总告诉我们要野蛮生长，我们确实是已经在野蛮生长，比如说登记难，跑到香港去，我们也要登记；税收环境差，咬紧牙关，交滞纳金我们照样上；我们员工薪酬待遇低，通过各种方式也要引进人才等等。但是我们非常不甘心，我们追求科学生长。

　　怎么才能科学生长呢？我们要有内在的精神动力，要有资本精神；外部环境也要优化。

　　一是要树立目标。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事业，我们做的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美国的。

　　二是必须有先进的、明确的理念体系做指导。这应该是中西合璧的，我把它叫做“旧瓶装新酒”，“换药不换汤”。中国的东西要么是药，要么是汤，西方的东西要么是酒，要么是瓶，反正都要留一些，完完全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是走不通的，按照传统的模式也走不通。

　　三是选好突破口。我认为政府应该在建立健全法制体系方面下功夫，而民间应该大力发展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发展家族基金会。

　　当前我们是野蛮生长，也要科学生长，这是双轨制；今后五到十年是野蛮生长和科学生长的有机结合，就与现在不同了，现在有点两张皮的感觉；未来十到三十年要完全实现科学生长。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走过来西方一百年甚至上百年的路，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的慈善事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家族基金会也有可能有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在这样一个时间之内，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用慈善的旗帜引领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我最近的惯例，在结束的时候，要喊三句口号：

　　一是慈善就是共享，不共享就可能被共产

　　二是慈善创造未来，所谓创造就是要引领，要引领未来

　　三是慈善是可以统一世界的，这是我跟美国人说的。

　　谢谢！

　　主持人：卢德之是有政治家素质的一位企业家、慈善家，所以他今天的发言代表了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的进步，也代表了我们政治的开明，在发展。这家伙很聪明，他不会乱说话。前面卢德之先生讲了一个观点，他说我们富人觉得不安全，现在预期可能70%的富人要移民。我在一次论坛上听到冯仑先生的一个形象说法，他说我们富人实际上多数还是良家女子，老是被剥，所以我们不会揭竿而起，但是我们会揭被而起，这个床不在这儿，把被子揭掉就走人了，他说了这么一个很形象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