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非公募基金会“野蛮生长”

　　11月22日，中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陕西神木县民生慈善基金会公益项目启动。

　　在经济形势不好、全国基金会普遍面临筹款难的现实下，神木基金会在政府主导下突飞猛进，它是财富再分配？变相“征税”？还是公益？

　　全国最大非公募基金会出世

　　“财政制度带来的问题，应该通过与省级财政部门进行合理的沟通协调来解决，政府建基金会会挤占当地的民间资源。”

　　“我看到这个新闻很气愤，政府，我们公益行业最大的竞争对手。”看到神木县民生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神木基金会)的捐款数字，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杨晋表示。

　　据三秦都市报11月25日报道，2011年，神木县委、县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为了解决高标准民生建设问题，动员社会力量建设民生慈善基金，基金建设启动以来，中省各大驻神企业、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纷纷解囊。截至目前，已达成意向捐资43亿元，比原计划5年募集30亿超出13亿元，到账捐资2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

　　“我们这种全靠自己打拼、用成绩说话的基金会筹款多难！他们这种政府张罗起来的基金会，政府一句话，谁敢不捐款？都这样，我们这些民间的基金会上哪找资源去？”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基金会工作人员抱怨。

　　神木县位于陕西省北端，以煤炭资源丰富而知名，政府拥有雄厚财力之后，推出免费教育、医疗等民生措施。

　　这些改革的背后，是神木的贫富差距问题。

　　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概括为三富三不富：少数人富多数人不富、北部有资源的地方富中南部黄河沿岸不富、财政富老百姓不富。

　　神木县财政局前副局长、现神木基金会秘书长刘新民也表示：“神木的煤老板们资产上亿的太多了，但老百姓们并不都富裕。”

　　另一个更让当地政府觉得“患不均”的问题是与煤炭资源丰富不匹配的地方财政。

　　神木现有煤炭资源绝大部分由央企和省属煤矿企业切走，而这些拿走大部分资源的煤炭企业多年来对当地民生方面的扶持少得可怜。

　　“不仅不能造福当地，还留下许多烂摊子，煤矿开采破坏了水资源，地下没有水，地上不长草，这些问题都需要当地承担。”一位参与筹建基金会的人士说。

　　神木主政者最终寻得一剂“良方”：再创一套公共资金收支体系，破解“建设-发展-萎缩-报废”的资源型城市宿命。

　　陕西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王少毅对“神木基金会模式”的评价是：“它跟其他基金会不一样，主要是平衡社会财富的分配。”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表示：“地方政府用这种方式来打造公共资金收支体系并不合适，从县级政府层面讲，财政制度带来的问题，应该通过与省级财政部门进行合理的沟通协调来解决，而通过政府建基金会的方式则会挤占当地的民间资源。”

　　压制社会活力的“创新”

　　“社会创新最重要的是激发社会活力，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反抑制社会的活力。”

　　在神木民生慈善基金野蛮式生长的背后，是政府的强势推动。

　　2010年6月，当时神木县政协委员訾诚亮等人提议建立“三大基金”，以期为现有免费医疗、12年免费教育和免费养老提供后续资金，资金来源于政府投资和民间募集两条管道，出资比例为1∶1,该提议被政府采纳。

　　神木县委、县政府将建议纳入了红头文件，“三大基金”变成了“三大慈善公益金”。

　　此后，神木县委县政府着手推动，包括向企业发出募集“三大慈善公益金”文件、筹集款项倡议书，出台针对企业的资源配置、融资等方面的激励政策。

　　但依《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除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县级以上政府及其部门不能作为慈善金的接收方，而神木的“三大慈善公益金”在未实现登记注册情况下，便已募得巨款，为规避法律风险，当时的捐款都借由神木县慈善协会代为接收。

　　2011年6月，神木县民生慈善基金会在陕西省民政厅正式完成登记注册，注册资金5亿元人民币。

　　政府通过强势介入建基金会以解决发展问题是否有“创新意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不以为然：社会创新最重要的是激发社会的活力，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反而抑制社会的活力。

　　神木模式是非

　　“慈善应当是一种权利和自由，政府这样搞，违背了慈善的真实和纯洁。”

　　政府以发红头文件、座谈等方式进行劝募的神木模式一出现，即引来多方指责。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神木县政府以关注民生为号令，有违慈善的基本规则，若有派捐，则违反了“公益事业捐赠法”，有苛捐杂税之嫌，意味着企业和个人在依法纳税之后被迫交了二道税。

　　“政府在慈善事业中责任越位后，监督就缺失了，因为他没法自己监督自己，这是对公民权益的侵害。慈善应当是一种权利和自由，政府这样搞，违背了慈善的真实和纯洁。”徐永光说。

　　与徐永光观点不同，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为神木模式叫好：“(神木)做得好，还可以出台更多政策！”

　　邓国胜则认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有征税权利，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引导企业、个人捐赠是国际惯例，可以通过遗产税等政策激励企业捐赠，对每个企业是平等的。但通过逼捐索捐的方式则违背了慈善的基本精神与募捐原则，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出现幕后交易等。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韩俊魁表示：“政府出面倡导捐款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导致企业家不能安心创造财富。此外，现在中国公众在认识公益上需要引导，而神木这种让企业捐款从而让百姓受惠的行为会让老百姓很高兴，甚至会为政府鼓掌，但这恰恰向公众传递了不正确的公益理念。”

　　王少毅则明确表示：“政府虽然做了些工作，但最终是否捐款的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手里，不能说是强捐。”

　　不过，他亦提到，曾希望基金会能把公益受助群体扩大到更多地区，但神木方面坚持要关注本地发展。

　　未来着眼如何“独立”

　　“今后是否会让基金会独立健康的运行，是对神木当地政府和基金会的考验。”

　　在质疑和讨论中，神木基金会拥巨资成立，神木基金会的政府影响还将持续多久？

　　据知情人士称，基金会目前虽然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当初组成的“三大慈善公益金”筹集运作领导小组，目前对基金会有着实质性的管理权。

　　而这种管理也体现在基金会的生存方式上。

　　刘新民称，目前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行政开支都从县财政出，配车也是政府部门淘汰下来的一辆公车。

　　“县长和县委书记当时意见不一致，县长觉得基金会的行政开支走财政不合适，但县委书记表示，之前承诺过所有捐款一定要用到项目上，绝不会从捐款里提留管理费，所以，基金会目前的行政费用是县里出。”

　　对于用政府财政维系基金会运营是否合适，刘新民认为“这样更透明，如果按照政府的财政审计特别严，你想多花点钱，你想给基金会买个新车，那根本不可能，这能让基金会真正得到有效的监督。”

　　至于基金支出方向，刘新民介绍，社会建设中该财政拨款的仍通过财政拨款，如12年免费教育、全民医保和养老的资金等。基金会做这些范围之外的救助，比如医保上限是30万，如果有人治病超过30万，则由基金会来完成。

　　为了体现对捐款人的负责，目前在基金会的25名理事中有6位煤老板，13人监事会中有4个煤老板，而这10位煤老板的级别则为“当初捐款过千万元的。”

　　为了保值增值，神木基金会目前把10亿元委托给神木县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进行专户管理。神木县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代表县政府管理经营国有资产。该公司去年向县慈善协会作出书面承诺，对其资金管理的年固定回报率为总额的6.5%。公司董事长高瑞亭说，他们的投资主要涉及煤炭产业，收益可观，实现受托公益金的保值增值没有难度。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在接受10亿元的委托后，迄今已拿出9亿多元用于扶持近20家当初向基金会捐过款的煤炭企业。

　　“用捐款扶持这些企业，这些企业有钱了，再捐款给基金会。”刘新民透露了一个长远的计划。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表示：神木基金会的发展，未来重在看政府如何处理与基金会的关系。过去神木当地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推动了基金会的建立，今后应该让基金会自己去独立健康地发展，这是对神木当地政府和基金会的考验。

　　记者 黄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