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募基金会：严冬里的筹资出路

此次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还邀请到部分公募基金会分享经验

　　本报记者 张木兰

　　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以基金会筹资为主题的分论坛最惹人关注，几乎现场的所有听众都认同主持人的观点：捐赠收入短缺——是基金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2012年6月，《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845亿元，捐赠总量比2010年的1032个亿下降了18个百分点。其中，来自各类企业的捐赠是486亿，同比2010年下降29%。随后，又有数据公布，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的捐赠总额约为48亿，同比去年下降了41%。

　　本报也曾在9月对几家企业基金会的捐赠收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企业基金会筹款压力较大，甚至有基金会迫于资金压力，开始考虑转型。

　　新经济形势已成定局，2012年即将结束。那么实际上，是否所有基金会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存在同样的危机感？针对筹资上的尴尬困境，是否尚存表现优良的基金会，它们又有哪些有效的策略与变革？

　　降低目标

　　“我感觉整个经济形势不好，对公益很有影响。”论坛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简称SEE基金会)的秘书长刘小钢。就在前不久的11月2日，SEE基金会刚刚在京举办“I SEE U 2012——中国企业家公益之夜”，试图采用拍卖艺术家捐赠作品的方式为基金会进行筹款。

　　SEE基金会在2008年成立，旨在从事环境脆弱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推动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其独立出资方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6月5日，是由国内近百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民间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主要针对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地区的生态改善。

　　作为由企业家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SEE基金会的主要捐赠收入来自于固定的捐款人约200个。“都是SEE会员，这些企业家承诺固定每年向基金会捐款不少于10万元，这部分收入每年约有3千万。”刘小钢说。为了实现更好的筹资效果，基金会扩大了公益之夜的活动邀请范围，共邀请了300余名企业家参与。

　　彼时，SEE基金会理事寄希望于SEE会员之外的企业家也能够给予支持。

　　事与愿违，刘小钢告诉记者，最后募集到的善款总量为1300万，绝大多数仍为SEE会员捐赠。而实际上，在年初策划该活动时，基金会计划筹款2500万。“发现经济形势不好，大家心里变得没底，后来又调整，降低了目标。”

　　2011年，SEE基金会换届选举，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竞选理事，承诺实现“除会员固定捐赠外，两年内基金会筹款5000万”的目标。一年过去了，刘小钢坦言，该目标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募捐效果并不理想。

　　作为资助型基金会，SEE基金会以资助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公益项目和公益活动为基金会业务范围。当下看来，该基金会“从2011年到2020年，累计投入不少于5亿人民币的公益资金，资助全国范围内1000家民间环保组织”的战略目标似乎颇为艰难。

　　事实上，面临资金压力的不仅仅是SEE基金会，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甚至实操型的基金会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真爱梦想)2008年8月成立，由国内曾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以私人财产创立，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吸引了大量专业志愿人员参与。曾因“每年详细公开审计报告和财务数据，并从2009年开始公开举办年报发布会，成为国内首家按照上市公司标准公开发布年报的基金会”而受到广泛关注。

　　但是，即便有着如此专业的金融背景，真爱梦想也难逃经济危机的影响，2011年，基金会第一年投资亏损，虽然亏损总额不到10万元，但仍让发起人明显感到经济的虚脱。

　　同时，针对其捐赠收入，真爱梦想基金会秘书长吴冲介绍说，从2012年初截至目前，基金会共募款4500万，同比去年约增长40%，已经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目标。“但实际上，每年设定的筹款目标都是非常保守的，通常年末的实际筹款量一定会大大超过这个目标。”

　　记者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年报中发现，2009年，真爱梦想筹得善款总额约559万元；2010年，这一数额翻了3倍还多，增长到1719万元；到了2011年，基金会全年的捐赠收入则高达3091万。“所以对比以往的增长率，40%算是很低的，捐赠收入的曲线是朝着相对平稳的方向发展。”吴冲强调。

　　捂住钱袋子

　　为了增进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间的交流合作，主办方还邀请了众多公募基金会的代表参与论坛讨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作为代表之一，也讲述了一件基金会与经济危机相关的故事：2011年末，有企业答应向青基会捐款，双方已经达成合作意向，基金会也做好各种资料准备，没想到了2012年，基金会几次催促，对方都回应说再等等。“结果有一天我看报纸，发现这家企业老板正在大谈企业如何过冬，我想完了，捐款估计泡汤了。”

　　涂猛说，对于基金会来讲，要及时对经济状况进行判断。“对经济环境的扫描非常重要，我很早就告诫基金会的员工考虑问题要从大局出发，包括各省的青基会在内，一定要注意经济形势上的变化。”

　　事实上，与非公募基金会相比，在某些大背景下，公募基金会还要更多考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注意把钱袋子捂好了，这不是多虑。”涂猛说，几天前就有某省青基会秘书长打电话告诉他，省里有意向把基金会捐赠收入作为“非税收入”纳入政府财政管理。“我说你们省今年GDP是不是很差？的确很差。当晚我就加班给他们发了个函，说如果政府一旦这么干，我就把钱收到北京来。”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性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来讲，就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外的一切收入。公众所熟悉的彩票公益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等都包括在内。

　　2011年底，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向社会公布了《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中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红会系统，其中20.6%的捐款直接进入到各级民政部门；9%进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6.7%进入到各级红十字会；22.0%进入到慈善(总/协)会。

　　在更早的2008年，清华大学团队“760亿地震捐赠80%流入政府财政专户”的调查结果曾让社会一片哗然。

　　而从中国基金会的起源来看，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财政非税收入的补充而成立。以史为鉴，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难免有基金会警惕各地政府会打自己钱袋子的主意。

　　优势凸显的公募基金会

　　当然，凡事都具两面性。某些公募基金会在为自己的独立性而烦恼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占了有政府背景的便宜。从募款上就不难看出，与非公募基金会相比，公募基金会显然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小，捐赠收入更为稳定。

　　成立于2009年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截至目前共募集资金两亿三千万。基金会理事长魏久明介绍，三年来，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第一年募款5千余万元；第二年8千余万元；2012年应该可以实现1个亿。

　　“今年截至目前，共收到捐赠8千多万，其中有655次企业捐赠，一共捐了4300多万，个人捐赠近3900万。按百分比算下来，企业捐赠占54%，个人捐赠占46%。”魏久明表示，企业对基金会的捐赠，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减少。

　　涂猛虽然在论坛上吐槽被企业放鸽子，但在更早接受记者的采访中，也曾表示“基金会完成2012年2.5亿的筹款计划不成问题”。

　　而一同参加论坛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更是被主持人爆料刚刚与国家开发银行谈了笔“大生意”。10月1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国家开发银行举行微小贷款扶贫试点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该协议将双方合作金额由2亿元提高到10亿元，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这是目前国内小额信贷领域最大的一笔批发贷款。

　　对此，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分析，企业与公益组织合作的动机，除了品牌驱动和公益营销外，最主要的就是与政府的沟通与博弈。“这是中国特有的，通过向公益组织捐赠来和政府换取利益。这也是传统公募基金会募捐的优势所在。为什么？因为公募基金会有政府资源，它们可以给予捐赠企业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和隐形好处，所以很多大企业会选择给传统公募基金会捐款。”

　　除此之外，窦瑞刚还分析，越是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公募基金会的优势会越明显。“因为市场不好，做其他营销可能要花费更多的钱，公益营销反而变成了最好的方式。企业与政府博弈的可能就更大，老牌的、传统的公募基金会在生存中会越来越集中，因为它能够和政府间接对话。”

　　窦瑞刚服务的腾讯益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6月，由腾讯公司发起。腾讯公司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在基金会成立之初，董事会就承诺将企业每年不超过一定百分比的利润捐赠给基金会。

　　“所以我们基金会也不存在募款问题。”他略带骄傲。

　　募款策略建议

　　毋庸置疑，除了天生血统外，后天的培育和经营也是那些发展状况尚佳的机构所必不可少的。

　　魏久明就在会场上分享了儿慈会的募款经验：项目在先，募款在后。“项目是基础，把救助和募款相结合，比如基金会为打拐的孩子募款，设计了一个项目叫‘回家的希望’，受助儿童会得到生存救助和医疗救助两方面共计不超过5万元的一次性救助。我们把这个项目设计出来，钱说清楚，拿着项目再向社会募捐。”

　　魏久明介绍的第二个方法是“合作募资”，实际上就是设立专项基金。“西部儿童救助基金就是一个老板捐钱给基金会，要帮助西部儿童。我跟他说，你有这样的心，还有资源，那么就成立一个基金，你来管理，我配专职人员帮你一起做，要求每年募到什么样的数额。”记者在其网站上发现，截至目前，该基金已经累计募款1276万余元。

　　同时，他认为，为捐赠者和受助者做好服务，也是提高捐赠收入的重要因素。“要求基金会在收到捐赠后，5天之内一定要把感谢信和发票寄给捐赠人，捐一块钱的也要寄，感谢他为基金会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所有善款的去向及时公开，用公开透明来增加机构的公信力。”

　　而何道峰为非公募基金会提出的建议则是苦练内功和灵活应变。“活下来是硬道理，发展自己和存活自己，存活放在第一位。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活’里练内功。把机构内部的事情管好，哪怕有一个人、两个人也像千军万马一样的带法，一样的管法。如果你有这样的管理，就一定能赢。不要因为人少，机构小，就随意，就不想定规则，不想把问题搞明白。”

　　“灵活应变就是抓住市场，盯住每一个机会，发现机会就冲过去。”何道峰坦言，郭美美事件以后，扶贫基金会也很难做，捐款有影响。但捐款受到冲击后，就从另外的角度去做，扶贫基金会很特殊，因为还有一个小额信贷。捐款难，借款总是容易一点，那就向银行借款来发展小额信贷。何道峰鼓励非公募基金会消除顾虑，在合理的范围内勇敢突破。

　　刘小钢同意何的观点，她认为作为企业家为主的基金会，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平常心接受目前这样的经济形势。“我自己感觉这个形势有点挑战，反而给了我们一些机会，这个机会在于我们内部怎样将自己的能力提升。现在很多机构都存在着内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内部能力不足，就让我们没有筹资空间。就SEE来讲，把我们现在的钱用好，项目做得更扎实，孕育出更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并增强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就是最重要的。”

　　延伸阅读

　　报告显示：半数非公募基金会年度总收入低于200万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以“财‘劲’其用，追求卓越”为主题，11月22-23日，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此次论坛由15家非公募基金会共同主办，交流探讨了非公募基金会如何有效使用和管理资金以及与此相应的策略、方法和具体实践等议题。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刘忠祥副局长、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廖焯荣副局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参会。

　　出席本次论坛的共有316家机构，总计600余人。其中包括150家基金会和87家草根公益组织。

　　与以往论坛不同的是，本届论坛采取了注册收取注册费的方式，每人收费600元(不包括差旅费)。对此，论坛主办方称，是为了传播“公益有成本”的常识。但同时，论坛也定向邀请50家优秀草根公益组织免费参会，并为其支付一定的差旅费用。

　　论坛采取四种形式开展，包括主题演讲、闪电发言、专题论坛和观察员报告。在这些环节中，均有草根组织发言。

　　论坛上，还发布了一份由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报告称当前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极不平衡，以大学为主体的教育基金会发展迅速，资金规模大。但整体而言，大部分非公募基金会面临募捐市场狭窄，资金规模不大，投资收益不明显，公益支出较少的挑战。其中，接近一半的非公募基金会年度总收入和捐赠收入均低于200万元，半数非公募基金会年度支出低于166万，多数非公募基金会年度支出低于5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