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现代中国孝道需要法治支撑

　　中国人重新重视家庭伦理需要：社会发展更加稳定、更加有序

　　张立伟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近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包括教会父母学上网、每周给父母打电话等，这种做法引起了社会争议。早在今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审议时，新增一条“常回家看看”就曾导致全社会关注。

　　在现代中国，“孝”本身的含义已经变得含混不清，因为人们谈起“孝”仍然是传统判断，即对父母长辈照顾很好，以及遵从父母的意见。但毕竟中国不再是传统社会，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孝”也不再具有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如何重构“孝”的内涵还需要一个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

　　城市化与工业化分裂了传统家庭，首先，农村青壮劳力大部分进城打工而无力照顾父母；其次，城市人口因居住条件限制而很难和父母住在一起，由于工作压力与社会交往的原因，也无法挤出更多的时间陪父母生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大规模迁徙造成与父母分居两地的情况比较普遍，过高的房价与生活费用，降低了子女照顾父母的能力。这是社会转型与关系重组过程中必然的付出。但是，往往每个人因孤独而心中充满乡愁以及对大家庭温情的眷恋，大部分人不是因为不孝而淡化对父母的照顾，而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无能为力，这对子女和父母都是一种伤痛。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功利主义，对利益的欲望也冲淡了社会正常的伦理，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对父母日益流失的关爱，正常社会关系的信任水平也滑落到最低。在儒家社会，比如日、韩等国以及中国台湾，传统伦理并没有被现代化毁灭，仍然是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规则，重视家庭在儒家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传统伦理的淡化主要是法治不彰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处理社会关系主要靠伦理纲常，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靠法治。如果社会上一些违法有所得而不究，执法不严而有所得，人们就不会遵守法治和规则，长期如此就会冲击到最基本的社会伦理。

　　当然，古代的“孝”相对于家长制，是与“忠”相对于君主制同样的逻辑，即遵从父母威权并可以为父母献身，这是一种丧失人性的伦理。始于元代的《24孝》故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目的，部分内容宣扬愚孝目的是维护对皇权的愚忠。

　　中国人重新重视家庭伦理需要时间，即社会发展变得更加稳定，依法治国而社会更加有序。如果只是宣传“孝”文化而不改变目前的社会环境，“孝”也是无根之木。如何重构子女与父母的亲情关系，用传统的“孝”是无法实现的，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应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关爱，而不可能用统一标准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