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互助献血”背后的信任缺失

　　作为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性机构，血站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工作目标，就是为患者提供充足的临床用血，血站的一切运营成本，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理由。否则，一个无法令人信任的采血体系，如何能让民众发自内心地挽起袖子献血？

　　急需用血准备手术的菏泽女孩黄文素怎么也没有想到，“以血换血”的互助式献血，竟会让她这个“献血达人”家庭在关键时刻无血可用。

　　本报昨日、今日连续报道，尽管黄文素和哥哥之前合计无偿献血的数量达到8千毫升，但在她急需血液进行救命手术的紧要关口，因为医院和血液中心的一句“血液紧张”，她不得不遍求亲友献血，甚至不惜从菏泽老家将8位亲戚接到济南，才凑足了救命血。

　　我们无从知道，当历经找血波折终于进入手术室后，黄文素的心里会不会生出“无偿献血没用”的怨恨，但因为血荒而强硬要求患者采取互助式献血，已然深深伤害了他们。

　　正像曾经踊跃无偿献血的黄家兄妹所抱怨的，血站在动员他们无偿献血时，不断提及献血者及其家属在今后医疗用血上的优越性，但在真正需要用血救命时，他们仍要“先献血再用血”。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省内一大型医院的相关人士表示，在献血淡季，80%的手术用血都要靠互助献血解决。当造成互助献血“变味”的根源追究到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血荒上时，血站作为唯一的采血机构显然难辞其咎。

　　依照卫生部2006年实施的《血站管理办法》，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卫生机构，其最重要的工作职责就是向公众采集并向医疗机构提供临床用血。但在实际工作中，血站的运营成本和采血成本等始终处在黑箱之中，这不仅极大伤害了献血者的感情和爱心，而且由此造成的献血热情淡漠，更是伤害波及到了急需用血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并进一步加剧了本就紧张的医患矛盾。

　　就在本报报道黄家兄妹遭遇“以血换血”困境的前几天，泰安市中心血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本报报道反驳称，造成血荒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媒体误导公众造成了对血站的不信任，而把血荒的原因归结为法规不完善、体制不健全。对这一站在部门利益角度、完全不考虑公众利益的反驳我们万难苟同，作为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性机构，血站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工作目标，就是为患者提供充足的临床用血，血站的一切运营成本，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理由，必须向社会公开。否则，一个无法令人信任的采血体系，如何能让民众发自内心地挽起袖子献血？

　　14年前，《献血法》的施行让中国献血制度真正从“有偿”进入了“无偿”时代，而“无偿”的含义，就应该是让献血者发自内心地认为，献血，是在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现在，面对献出爱心却遭受伤害的黄家兄妹以及众多在互助献血中受到伤害的患者和家属，相关部门应该尽快行动起来，让血站运营透明化，重塑公众对血液机构公信力的信心。就像去年的郭美美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危机并自此走上改革之路一样，希望这次黄文素的遭遇能够成为我国的无偿献血机制走向透明的契机。

　　本报评论员 崔滨